浙江人口预测

人口和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把本世纪末的浙江省人口控制在四千五百万以内,是全省的战略目标之一。我们曾以2000年浙江人口-经济构成为中心,采用动态确定性两性别模型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多种类型(目标性预测、可行性预测、趋势性预测等十个方案)的科学预测。下面谈谈预测的主要结论和我们的看法。     

指路

初到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问路时还遭遇爱搭不理,即使这座城市再怎么漂亮,估计都会让人觉得没有人情味;再者,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别说外地人,就连在本地住了几十年的人对很多地方也会变得陌生起来。城市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多,极大地增加了指路的需求量,于是乎,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为民免费指路的团体或个人。     

“入世”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分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以及所带来的挑战 ,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城市的内在混合性:一项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

尽管在较亲密的环境中对文化异质性的宽容常常被确认为是加拿大社会的特征,但多元文化主义仍违背了加拿大华人移民子孙们通过适应当地生活、从而改变自己以及社会的愿望;只顾拘泥于过去的多元文化政策无视存在于华人家庭内部代际及性别之间的权力政治。这样,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就陷入了理论与实证的双重困境。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城市社会理论,从中可以看到整合、融合和混合,而不是同化。这是一种用完全不同的,全面看待社会的眼光,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乌托邦思想,即我们需要一种公共政策,这种政策承诺在设计公共制度和公共空间时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在的混合性,以及不害怕现代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讽刺和自相矛盾。     

隐私在家庭:中国人的隐私观念以及隐私在家庭的展现模式

本文通过对一些受访者的访问,分析了中国人的隐私观念以及隐私在家庭的展现模式。并对香港与内地的隐私观念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后会发生什么?虽然在社会学文献里,"同化"(assimilation)仍然是重要论述,但本文探讨的却是除了"同化"之外的其它几种可能性,如交替、混成(hybridity)和创新.作者在文中通过三个文化混成和创新的实例,深入探讨了"世界主义"这概念.这三个实例分别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史上因大规模移民和人口流动而引发的文化碰撞,当代泰国华人的婚葬仪式.在这三个实例中,作者着眼于日常生活里所具有的文化融合和混成性,这种融合可以说是几个文化不同的群体在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生活实践中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和记忆,是远远超越于所谓群体忠诚这一层面的.     

中国“三资”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创新

自1980年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越来越多,1995 年全国吸引外资总额375亿美元,2002 年为 527 亿美元。1外资投资于中国的动因主要是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早期的投资以前一种动因为主,由于供销市场都在海外,早期的“三资”2企业像“孤岛”一样与本地社会联系不大。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动力。以立足中国为发展目标、国内采购和销售比例越来越大的外资企业必定与本地社会发展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随着“三资”企业本地化,发生在这些企业当中的中国员工与…     

从库罗帕特金的野心看沙俄侵华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掠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为了扩张殖民地,千方百计掀起对华战争,妄图肢解中国。正如列宁指出的:“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事业中充分显露了身手。”①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后,急不可待地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亦步亦趋,不遗余力地鼓吹扩张主义谬论,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1903年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个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俄国。”②     

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若干新概念简析--"文化杂交"和"杂交文化"概念的理论内涵

“Hybridity”和“hybridization”是近来国外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概念。前者指两种或多种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杂交形态,后者指其形成的过程。“文化杂交化”概念概括了现代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文化重构现象。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整体移入,而是选取融合不同文化的片断,或多种文化杂交,它区别于“文化同化”和“文化移入”的概念。这一概念对社会认同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当代全球化运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且也显然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和对待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现实,能够使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所架构的西方—非西方的对立,并避免悲观的文明冲突论。     

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

清代二百多年对蒙古族的统治,以喇嘛教对蒙古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元、明时代。清代不仅使喇嘛教盛行于蒙古,而且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进而起到支配的作用。因此,清代的喇嘛教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清朝入关前的喇嘛教政策 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已由蒙古传入满州。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记载:1616年(天命元年)前后,西藏僧斡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清太祖努儿哈赤为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诸部,对于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1621年(天命六年)8月法师死去,太祖为他修建宝塔。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日众,他继续采取优礼喇嘛教的政策。对于前来的西藏喇嘛,如卫征囊素喇嘛,巩格林臣喇嘛等,均“赐宴赏赉有差”。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平定了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