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

在中国,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消极执行的问题,同时也常常出现运动式执行的情况。二者的交替出现使得公共政策表现出波动式执行的特征。对此,本文通过对一个政策执行案例动态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这种政策执行的问题与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有关。政策适用性低与执行压力变化是导致消极执行与运动式执行的根源。而且,这种波动式的政策执行往往在基层社会积累和引发矛盾,造成治理问题。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新苏南模式与农村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转制被认为是苏南模式终结的标志。但笔者通过对苏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苏南模式仍然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后乡镇企业时代的苏南模式从实体企业转向了资本经营,同时吸纳村民入股,具有集体和个体合作共存的所有权形式。并且集体通过创造全村福利的形式继续获得村民对于集体化发展道路的支持。这种延续集体经济的模式值得学术界重视,其发展前景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     

主体领域与学科传统：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思考

对主体领域开展研究是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主旨,涂尔干、韦伯等理论家都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格局有过深入的论述。在当前,因为现代性的演进,主体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其中,政府、企业、金融、法律四个方面的影响力最为显著,也是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主体领域。主体领域的研究能力决定着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和经验解释力。同时,主体领域的研究是一个学科竞争的场域,无论是量化分析还是质性分析,都需要通过主体领域的研究提升方法能力。社会学具有底层关怀,但学术研究不应囿于底层路线,对社会事实的总体理解是一种学科价值的传承。     

县域治理中的协调型部门——对D县发改局的个案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县域治理呈现出统合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治理的规划性与集中性两个方面。县域治理统合化的趋势,导致协调型部门在县级政府运行中有着重要意义。发改局就是典型的协调型部门,在县域治理中发挥着综合规划与项目管理的职责。本文以广东省D县发改局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县级发改局的机构设置、组织定位、职能运行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此分析发改局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县域治理的特征赋予发改局综合协调的职能,呼应了统合治理的需求。但是,因为发改系统的权力层级收缩削弱了基层发改部门的正式资源,县级发改局扮演着“弱势协调”的角色。“弱势协调”,具有程序性强但产出性低的特点,统筹协调的实质能力受限。     

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法团主义一直认为要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种主张与西方当代主流的多元主义大相径庭,后者提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立与制约。然而,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时,法团主义的视角却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农村社会还是基层政府组织中,都出现了许多法团化的组织形态,这样一种社会特征通过许多具有法团主义视角的研究得以比较清晰的展现。法团主义成功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得益于它与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契合性,但同时二者的差异也必须予以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