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态度与学术创新——谈《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一书部分篇章的翻译及相关问题

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曹天生,张琨等译的《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填补了19世纪中俄文化关系史研究的空白。我阅读了该书的部分篇章,发现“翻译态度”有问题。而且,阅其序,顺藤摸瓜,发现主编者还存在“学术创新”的问题。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孔夫子学说在俄罗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由帝俄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俄国从西方辗转知道孔夫子学说，并如欧洲一样，在民族文化精英的范围内对孔夫子学说迷恋不已。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优秀作家索忍尼辛等。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俄国学者、人民、甚至政治精英们对孔夫子学说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迷恋和兴趣，并已渗入到他们的政治决策与生活行止之中。从现状推究，孔夫子学说将影响到俄罗斯一百代以后。     

俄国汉学通史的佳作——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评介

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之风愈刮愈烈,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和深度亦愈来愈壮观。由此,学界对往昔不屑一顾的“海外汉学”开始特别关注。各类汉学研究机构和汉学研究的刊物纷纷问世．各种层面的汉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汉学”甚至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了。     

抗战前期苏联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上的伊宁航校

抗战前期,苏联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决定秘密军事援华,援助中国兴办各类航校,为中国空军培训人才,坐落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与苏联交界处的伊宁航校就是其中的典型。该校从训练物资、教官、行政管理,到教学计划和内容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然而,由于伊宁航校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全方位对苏联援助的依赖,航校兴办困难重重。伊宁航校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不过,苏联教官在航校兴办过程中,对教学训练尽心尽职,苏联驻华空军顾问也从空军训练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许多改善航校教学管理的建议。最终,伊宁航校在中苏（航委会和苏联教官）的共同努力下,为中国空军培训了一部分人才,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中国古代神仙思想的发端

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究竟是如何发端的呢?古代中国神仙思想正式发生的契机是什么呢? 一般地讲,前人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 从思想上说,“神仙之说,出自道家”因为最早对“真人”“至人”之类的神仙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基本精神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整体精神．即人们为整体利益献身的精神，它包括整体价值观．整体意识和整体思维等层面；二是仁爱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强调人与人，人与万物自然和谐相处，互敬互爱，达到整体上的相融关系状态；三是人论精神，即强调人伦价值，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四是生生精神，即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尊严、协值和意义进行充分的肯定、赞美；五是传承精神．即文化立体流传万代而不息的内驱力。     

民初中俄有关呼伦贝尔问题的交涉

清末民初,中国动乱,在俄国的支持和煽动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中国北疆风雨飘摇。1912年初,受外蒙古"独立"的影响,在俄国支持下,呼伦贝尔的蒙古封建主亦趁机作乱,宣布"独立"。对此,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一方面,对呼伦贝尔封建主势力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与俄国严正交涉,并充分利用国际因素,最终于1915年11月6日签署《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主权。1917年底,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政府抓住时机,于1920年初恢复对呼伦贝尔的行政控制,结束了呼伦贝尔的动乱。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

1890-1891年间，基于俄国皇室培育皇太子的教育传统，俄国皇室派遣皇太子尼古拉东游历练，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暹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皇太子于1891年4月4-22日游览了中国的广州、汉口、金陵（未登岸）和九江（仅会晤了俄商）。由于当时正值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关注远东的时机，以致并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的皇太子东游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变化的表征；又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以致俄国皇太子的旅华又成为清政府努力建构和加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契机。俄国皇太子的旅华经历，以及旅华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中俄高层友谊于俄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     

俄国汉学家巴拉第的佛教研究

19世纪中叶,俄国汉学家巴拉第曾致力于利用汉语文献研究早期佛教史,在研究佛教徒与沙门的关系、佛陀是否反对种姓制度、佛陀语言、早期佛教史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不但具有学术上的借鉴意义,同时还有利于加深俄、中两个民族之间精神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