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原小荻:在诗歌覆盖之中独领风骚

几年前，栗原小荻巩固了以他的成名作《黄房子》为开端的现代风格，成功地实现了诗歌意识与表现风格上的全面转型。《层次》、《特种氛围》、《羊们》、《对历史性悲剧的考察》、《求雨的人群穿过红墙》以及长诗《东亚圣马》等，为诗人刻下了里程碑。栗原小荻的成功不是靠诗歌团体的大面积覆盖以占领最有利于为人注目的阵地，也不是靠一度流行的超于诗歌创作能力之上的诗歌宣言来充塞听众的耳朵。他的成功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取向和创作风格的成功，源于孤独的实践和由此锻炼出的实力。栗原小荻开拓的新领域与前面的诗代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的…     

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

沈从文先生的学者之路经历了曲折多姿的过程。他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制化学术训练,却通过自我摸索探寻到研治国学的正途:受近代以来古史研究学术新风影响,他自少年起就领悟了地下出土实物与纸上传世文献对勘的读书法,并在长期阅读古籍的过程中,从经史子集扩大到工艺杂著,逐步完成文物研究的知识积累;通过文物的收藏和捐献,他进入了"好古—集古—考古"的传统学术轨辙,也参预到"从个人研究到集团合作"的现代学术序列;他因一贯钟情于"社会百工技艺",受此"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最终圈定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中心的治学范围;又由于追踪王国维、胡适等国学大师的考证方法,他精于"文史研究与实物相结合",不囿于"以书证书",而是拓殖于"以物证史"的学术新领域,具有学术创造的意义。沈从文先生从文人到学者的转身,使其接榫于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大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典型塑造看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的检视，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求和审美理想的规约下，典型人物的塑造各有其特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文章认为，从历时性看，３０余年积累的经验，使对典型的塑造不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有所突破，走的是一条不断完善之路。典型塑造不断摆脱依附在身上的异己之物，走出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类型化的阴影，向独立和丰富回归，从而寓示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创作方法具有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知识分子：运思与方法——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近20年以来,伴随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大陆知识界的讨论风气已经形成。不仅涉及的名目纷繁复杂,而且讨论的声势规模都颇为壮大。这表明知识分子的自觉———经过20年的学术训练和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修复与培育,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参与意识、对问题反应的敏捷、介入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与热情,都到了鼓舞人心的程度。但是,与之相伴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很多时候,争论乍起,风起于青萍之末,马上变得沸沸扬扬,但争论过后,又状如秋风扫落叶,冷冷清清。过程突出,结果茫然,所讨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念,概难留下真正的积累性成果。在这一…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不买房运动”·怨恨·政治性伦理诉求

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曾经辉煌但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失去具体感受的词,“运动”更多地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记忆和经院学术处理的题材对象。在申言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社会运作的模式可能更多地依附于越加细分的行业领域,而不是诉诸集团性的政治行为。目前,建立在自由主义基     

抗战时期的《中山学报》

回溯抗战时期学术史,学界多以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和四川宜宾李庄所存学术团体为典型,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危局下,后世史家描述这些地方实已成为“一张平静的书桌”,偏居于此的学人所取得的足以傲世的成就颇具象征意义。但是,另外还有一些高校并无这些“定居”条件,学校随战事情况一迁再迁,实难觅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探讨它们的学术情况就不易获得一个比较固定的“聚焦点”。     

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梁宗岱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诗论家之一,他的两集《诗与真》等论诗著述,追踪象征本义,探索象征诗歌创作法则,曾被读者评为“黄金文字”,对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扎根生长起到关键作用。他论诗讲究古今中西源流,又能破古今中西界限,有融会贯通的特色。作为以感性思维见长的诗论家,他又重视科学精神与美感直觉的联系,主张诗人打通科玄、心物两界,缜密观察世界,了解事物普遍法则和特殊表象之交集,以增强诗人智慧和诗歌表现力。梁宗岱把写诗论诗视为生命,又把人生当作艺术,超迈乘真,不耦于俗,追求生命的沉酣状态,其人本身就是“诗与真”的有力实践,是他象征主义生命诗学的最高建构。     

情感·革命·国家——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及其周边

前人谈及徐枕亚《玉梨魂》及其改写之作《雪鸿泪史》,大多纠缠其浪漫多姿的情感,而这段爱情+革命历史寓言所表露的感时忧国情绪却较少被人研究。其实两部作品包含诸多个人与国家、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是清末民初一代作家身世之感情与家国之感情交叉感染的强烈流露。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们传达出诸多转型、过渡的信息:它们上接晚清表现男女与英雄的新小说理想,下启现代爱情+革命的革命文学模式;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清洁情感突出革命的改写行为,显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向民族国家这一主流话语靠拢的驱力。而作为大苏州区的作家,徐枕亚延续了这一地区文人的个人抒情与感时忧国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作品中的个人命运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合流。前人多指认《玉梨魂》、《雪鸿泪史》为鸳蝴派代表,但二者其实有鸳蝴文学没能包含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