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过程

虽然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对翻译作品进行定位、如何看待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包括源语文学和宿语文学)的关系已成为当今文学界,尤其是比较文学界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本文联系翻译的过程尝试分析译作的实质,再进而探讨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文学的特征、功用以及世界文学的走向。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较文学定义与可比性的反思与探索

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成为中国学术界最活跃的一个学科领域,为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所关注,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季羡林教授所指出:“以学科而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的兴起是较晚的,在中国则更晚,然而一旦兴起,就立即显示其活力,转瞬成为世界显学。比较文学若没有中国是残缺不全的。”实际上,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第三阶段在亚洲。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正是这第三阶段的重要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各种困境中推进的,是在种种诘难、否定和困惑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持续不断的“危机”声中脱颖而出的。本专栏特就“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困惑与进展”这一题目,约请了上海、广东、山东、四川等地的比较文学学者各抒己见,意在找准问题,认清方向,予人启发,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老、庄首先创造了一种消解（或曰解构）性话语系统;老、庄在对语言文字（或曰文本）的消解性解读中,建立起了“得意忘言”的话语模式;在对自我（人类）的消解性解读（或曰阐释）中,形成了“忘物”“忘己”、超越生命羁绊的诗意人生境界。消解性解读,正是道家思想的意义生长点,也正是这种消解（或曰解构）,形成了道家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然要求对之进行学科考古学的研究,然而"学科"一词本为舶来品,其双重含义已经预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科学的"规驯"。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制度的学科设置考察发现,中国古代文论首先通过官方教育机构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而渐渐拥有了学科建制,这一过程直到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得到完成。"五四"前后,诉诸科学与逻辑而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斩断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之根,使之成为"国故"归入历史档案。接下来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科学研究的"立法"依据,以至完成"二次规驯"。最终通过郭绍虞与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确立的内容与体系,完成了科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改造,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学科。     

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

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提出"间距"的概念,试图重建自我与他者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打开中西对话可能的方式,"间距"概念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对话者的独立姿态,这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探索具有启发意义。由笔者提出的"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理论,肯定了异质文明间比较的合法性。"间距观"与比较文学"变异学"有着相近的立场,"和而不同"的同时又能"和实生物",在对待差异性问题上两者皆发现了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