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基础及其问题

尽管生活意义是一个萦绕于所有时代的永恒问题,但生活意义的现代形态和传统形态的重要区别提示我们不应当忽视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基础及其问题.现代性是当代人生活意义的总体、隐性的基础,并从根本上规定着生活意义的体验结构和表达路径,其中个人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共同构成了这个基础的主要内容.个人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在支撑和充实当代人生活意义的同时,也造成了预设虚假、自恋指向、视界狭窄和精神孤独等诸多问题.     

马克思时间观的生成图景、内涵叙事与当代价值——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察

在资本主义工作日的时间构序下，马克思深刻意识到时间与人生存发展的深度勾连，并在西方传统时间观的思想土壤上开启了对时间问题的探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学说三个维度创造性地解答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之问”: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将时间视为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时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批判，揭示资本剥削的时间机制；在实现自由时间普遍占有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当今时代，时间加速、紧迫与匮乏仍然是现代社会的症候。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对消解消费主义的时间异化、破除资本的加速逻辑以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奏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及其规制：数字时代情感的意识形态审视

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场域,情感表达空间的拓宽、“身体—情感”具象联结的消解以及情感的全景敞视与精准模塑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促使情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向度。数字空间的情感叙事将情感理性化为易于被算法操控的“数据—情感”,在情感消费构境下传递数字情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唤醒数字用户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为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重要增量,也有可能嬗变为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变量。为此,必须规制个体在数字空间的情感表达,借助数字圈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托情感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时间的统治及其走出——资本逻辑视阈中的马克思时间思想再阐释

马克思认为人们走向自由解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摆脱时间的统治从而获得时间的解放,最终走向自由的历程,这一点只有从资本逻辑的视阈中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具体而言,资本的时间统治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首先是在生产领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进步强制"规律迫使个人服从资本的增值要求,从而生产时间表现为一个强迫性的规范;其次是在消费领域,资本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手法将个人的休闲性时间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性时间,从而消费时间表现为一个资本化的场域。然而,按照资本向前运动的矛盾趋势,资本终将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创造出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的实质是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高度融合和高度统一。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面临的挑战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兴起,社会经济发展已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首先面对的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开发自身潜能;培养人文精神;树立忧患意识。     

大学生职业选择中的诱惑与障碍

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日益困难。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大学生面临诸多诱惑，如追求稳定又渴望挑战，注重经济利益又争取社会地位，看重特长又渴望成就。障碍与诱惑又是并存的，障碍主要包括生理障碍、心理障碍和社会障碍。     

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就业是大学生人生发展的重要课题，大学生同样经历了职业意识的发展阶段。大学生职业选择受到了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影响，主体因素主要包括个性、能力和价值取向，客体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评价、经济利益和家庭。职业选择对于每个大学生的一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消费价值观的反思及其构建——生存论视域的考察

传统消费向当代消费的过渡,带来的重大变化是消费价值观的生存论彰显。个体主义消费价值观、经济主义消费价值观和文化主义消费价值观在内的当代消费价值观都忽视了人的生存的关系性、整体性和决定性条件,走向了对人的本真生存的背离。建构生存论的消费价值观,包含着人本意识、规范意识和极限意识三个维度。生存论的消费价值观只是理想消费的一种描述性事项,而更为关键的是应当从制度安排、幸福理念和物欲批判三个路径去推进生存论消费价值观的实现。     

算法的意识形态风险：属性、机理与出路

算法并非意识形态无涉的价值真空地带,技术与价值的相互耦合促使算法产生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算法所座驾而形成的数字社会中,算法歧视、算法牢笼、算法黑箱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引领力和凝聚力都陷入了新的风险情境,而这些意识形态风险得以生成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大数据通过对社会建构的中介性作用诱使人们形成了数据崇拜的意识形态方式,算法权力通过对人们的数字权利的支配而形成了算法统治的监控体系,算法与大数据的深度联合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智能操控,由此,算法成为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数字温床。然而,算法的意识形态风险不应导致对算法的“卢德主义”拒斥,算法仍是赋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利器。基于此,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算法的价值引领、矫正算法的技术漏洞,从而推动算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大助力。     

资本与“历史形成的需要”——对马克思一个重要概念的当代解读

马克思从资本理论视域出发,高度重视“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的需要”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于资本实现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价值增殖意义上,资本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不仅发挥着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发挥着扭曲人的正常需要的消极作用.在现代社会资本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历史形成的需要”被定型为“欲求”,欲求从根基上瓦解了“需要”的客观化、普遍化、同一化和有限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主观化、特殊化、差别化和无限化的发生逻辑,在此基础上,信用制度等一系列手段被资本用来克服商品向流通过程“跳跃的惊险”,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我调整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