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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星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8)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的政策工具,如何保证社会服务效果是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部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服务框架,以提升社会服务的绩效。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实践,以协同共治为核心概念建立了社会服务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协同共治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职责边界划清、合作关系的营造,基层政府通过不同的策略逐步在建构该前提,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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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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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的社区情境中,国家基层政府的行为是策略性的,社区居民亦陷入了权变的回应过程。文章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行为的不同阶段,从中观的社区形态考察基层政府的不同策略和社区过程。政府干预、释出和旁观调控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反映了政府对于社区的态度,社区层次和事件性质是基层政府策略行为的关键自变量。文章运用拓展性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家在社区的基层策略,以及转型期社区的生成和发展,基层政府行为与社区回应的不同逻辑是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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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在国家强控制、组织发育不良的背景下,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对社区运动解释式微,社区性成为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空间、人口、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循环互动,促成或抑制了社区运动,同时形塑了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认同感)。内在的社区居民共同体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社区性维度的互动解释了社区运动的发生与走向。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对社区性要素和维度的合理安排与调整,改变政府与居民零和博弈的关系,才能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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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则报道显示,我国已有百万“失独”家庭。在中国式养老仍然面临太多问题的背景下,失独家庭的“养老风险”更是巨大。谁来拯救“失独”家庭,已经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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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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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建引领、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志愿服务是党和国家、社会的制度联结方式。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是一个多重系统,科层、专业、社区是志愿服务的三种典型制度联结逻辑,志愿服务分别对应于科层化延伸、专业化发展和社会化普及三种机制。科层逻辑强调治理转变,专业逻辑强调服务效率与个人/群体专长,社区逻辑强调社会认同归属,三种逻辑促成不同的联结。以国内不同典型志愿服务类型为基础,对制度复杂性下的志愿服务发展进行讨论,分析志愿服务制度联结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发现三种逻辑和机制并非完全独立,不同层次的制度逻辑也相互影响、相互约束,最终影响志愿行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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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安排,党群服务中心作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是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服务单位。目前,在基层社区存在四种党建引领专业的党群社区服务类型,包括党建与专业介入并重的党群共治型、党建为主的党组织建设型、党建价值引领下的公益互助型、专业介入弱的行政服务型。以增强党群的参与力和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为落脚点,党建引领社会动员和党建引领多元联动是两种有效的服务机制。社区服务需要将党建的引领性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高度结合,才能保证社区服务的成效,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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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