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能否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为了科学理解“两个不能否定”这一重要论断,本文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理论,分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带有差异性的发展战略选择,支持了比较优势陷阱论关于赶超战略的价值判断,探讨了从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转向改革开放后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历史时机问题,说明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可使经济发展处于最优路径。     

在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

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需要得到满足的一种终极的“应然”状态。但是,实然状况与应然图景之间的巨大鸿沟,要求中国共产党把握共同富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样态,并在实践中认识、趋近并超越“阶段性应然”。在“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之中理解共同富裕,梳理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历史进程,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定位出发,把握“人的相互依赖”“以物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并存共生的时代特征。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然”朝着“应然”的正确方向转变,必须找准两大路标：一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导向,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卢作孚国家现代化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卢作孚提出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思想 ,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行计划经济 ,掌握现代技术与管理 ,建立现代集团生活 ,对外交往 ,促进开放 ,发展教育等 ,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实业救国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杰出代表     

基于技术和市场内生互动的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在"产品价值节点—产品价值片段—行业价值链条—产业价值网络—国家价值空间"的升级路径上,国家层面的价值容量扩张推动分工演进,而分工深化和广化加大创新力度,内生出可与国际品牌竞争的本土产品,进而掌握制定技术标准的主动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     

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有益探讨——评《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有益探讨——评《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周亚权$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00009 @周绍东$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重庆涪陵408000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数字资本霸权,数字资本主义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史,从意识形态蜕化、技术应用异化和社会再生产虚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数字文化的幻象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勾勒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探寻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生成的逻辑主线。文章的现实指向是：基于所有制、分配制和技术应用角度,探索构建人民共有、人民共享和人民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行政性进入退出壁垒

行政性壁垒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性壁垒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而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不同的是,行政性壁垒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发生了扭曲,并使其技术创新强度大幅度下降,并且,行政性退出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作用相对更为严重.     

媒体效应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银行2007—2015年的季度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新的银行投资者情绪指标,采用SGMM和DGMM等模型估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媒体效应。结果发现:以投资者情绪为中介,银行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媒体效应,即媒体报道数量越少,投资者情绪越乐观,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大;媒体报道数量越多,投资者情绪越悲观,发生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前期的银行系统性风险越大,当期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也越大;前期的投资者情绪越高涨,当期的投资者情绪也呈现高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