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都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国际贸易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且国际贸易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技术创新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外商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之多维思想资源比较分析

建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虽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但通过"以古论今""以西论中"来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在历时态上混淆了社会形态,在共时态上磨平了制度差别,因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否定了传统和西方各种思想资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实质是一种"复古主义""浪漫主义"的错误阐释。因此,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始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必须坚决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言说。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传统公私观念的内在悖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传统社会中的公与私,无论体现在社会秩序还是在价值标准上,都缺乏理性思考和系统的理论架构,有其内在的悖论。"公"的绝对至上性与"私"的模糊性,使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利主体与利益分配主体不明确,一方面造成公私领域的截然不分,另一方面又导致公私价值的绝对对立。在传统公私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只重义务不重权利的单向性社会关系,公私领域截然不分的一体化社会结构,以及重德治、轻法治的泛伦理化社会形式。     

马克思“无产阶级发现”的内在逻辑

无产阶级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和理论支点,是马克思的“第三大发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科学内涵的揭示,有其理论逻辑的演进过程,实现了由哲学逻辑出场,到人道主义本质呈现,再到唯物史观真正发现,最终的政治经济学科学论证的提升和转换。无产阶级既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设定,又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构件,是价值主体与现实存在的统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发现,在科学分析与意识形态言说的统一中实现了价值与事实“合”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