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了“为”和“位”──记青海省民委主任李庆

李庆的藏名为多哇·更藏协热布，１９４３年出生于青海省大通朔北藏族乡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６７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工作。八十年代初，李庆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历任县委书记、州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１９９３年２月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青海...     

开发区城市化社区建设是关键

城市化是我国政府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如何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带领农民,搞好"两个安置",实现"三个转变",是每个开发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文章从开发区城市化的角度,结合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做法,探讨社区建设问题.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文化引领、融合交汇功能,是创造性、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的重要内容,更将有助于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促进功能定位的匹配,在战略互补、强化和制约的过程中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是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有效衔接的主要内容。江苏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科学性保护、创造性传承、合理化利用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健全联动建设机制,打造文化名片,强化多样化的统一,推动创新创意,实现产业活化转型;应加强生态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新资源整合,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应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三生"深度融合,实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     

中国企业CTO的成长路径

近年来,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也设立了CTO职位,虽然意识到CTO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但缺少理论层面的关注,使得对CTO职位内涵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够。为此,文章对我国企业80位当选优秀CTO的个人资料进行数据整理,通过统计分析获得其基本特征,并归纳出中国企业CTO的成长路径。     

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

基层河长作为河长组织体系中的“末梢神经”,在全面建立河长制中起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构建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对于规范基层河长的工作要求,提高其履责能力,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对22位基层河长进行访谈,借助软件ATLAS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利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构建出包含五大维度共23项胜任要素的基层河长胜任力初始模型,据此编制基层河长胜任力测量量表。通过问卷调查,对基层河长胜任力初始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最终得到了由河湖管理能力、协作力、抗压力、专业素质和人格特质等维度构成的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实践中,要把基层河长胜任力构成要素作为基层河长评价考核和培训的重要依据以及河长制制度完善的重要指引,使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跨国公司进入动机变化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理论分析和数据统计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不同时期的进入动机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998年到2008年之间,跨国公司的进入动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利润导向增强;更加重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对避免本国市场竞争的认知加深;掌控战略关键能力,紧抓技术开发和转移,加强技术控制.     

从隐喻认知视角看《周易》的象征系统

受“体认式”思潮的影响,主流理论开始关注隐喻认知模式,而东方文化恰恰一直强调的是整体性认知思维.《周易》的“天人合一”、“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等观点尽显了隐喻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规律.从结构和语篇上,《周易》都体现出取象为源、隐喻映射及联想式思维的特点,极简画繁地表达了人类对自身、他人和世界的认识.     

进一步完善新形势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进一步完善新形势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十周年汪群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总面积为７２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４６５万人，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４２．５％。少数民族中藏族９４．４１万人，回族６６．１５万...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的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对产业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和描述的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内企业的进入、成长、退出、死亡以及整个产业从诞生向成熟演进的规律.本文基于此,分析了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战略制定模型.     

我国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主体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协商理念逐步被运用到跨界水资源管理领域,各主体之间形成了特定的协商结构和行为机制;政府承担协商平台和渠道的提供与构建责任,地方政府进行基于决策的协商,其他主体进行基于沟通的协商;地方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机制平衡协商中的政治利益,并辅以市场机制平衡经济利益,其他主体则通过利益表达驱动地方政府进行协商,但并不能直接参与决策。我国政府应从制度的供给、维系和变革三个方面构建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