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

随着中国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开始对现有的行政主体范式提出质疑、批判乃至重构,行政主体成为行政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建构行政主体应当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以及国家和社会合理分权的基础之上.行政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应是分权制约,而不是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确立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作为行政权力、义务、责任的归属主体,只有能够独立承担公务行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国家(中央)、地方(包括省、市、县等)以及社会公法人才是行政主体,而具体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不属于行政主体.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国际工程物流的区域化管理

越来越多的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领域的市场竞争,特别是一些大中型的国有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多个地区或在同一地区开展多项工程承包。国际工程物流的区域化管理就是顺应大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的趋势,对单一国际工程项目的国际工程物流管理进行再造,运筹管理区域内所有项目的国际工程物流全过程,保证单一项目的物流任务及时顺利完成,同时最大化的节省国际物流环节的费用并最大限度的挖掘国际工程物流环节的利润。     

农村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与平等权的实现

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这对农民平等权的实现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通过分析城乡二元化的形成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当前财政分权体制及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认为只有从保障农民平等权的视角出发,通过加强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农民的平等权。     

资本市场压力、税制改革与企业税账一致避税

除了"税账差异避税"策略外,企业也能够通过"税账一致避税"策略实现节税目的。我们借鉴Badertscher提出的税账一致避税指标,根据中国企业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调整,以2003年至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行为。我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程度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因此非上市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程度显著高于上市企业。在预期适用税率大幅降低时,非上市企业会通过税账一致避税推迟缴纳所得税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我们的研究初步探索了中国企业税账一致避税程度的度量方式,从新的视角完善了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本文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含义的界定 ,分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司法控制的必要性。在对国外模式比较的基础上 ,探讨了适合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模式。     

土征收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征收权是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权力,其强调的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未经财产权人的同意而剥夺私人财产权.在我国的土地征收现实中,政府不但是征收的申请人、征收的批准人,而且还扮演被征收土地出让人的角色,最终导致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事实上,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作为行使征收权的代表机关,政府仅仅应当担负土地征收的审批角色,而不是征地的申请人和被征收土地的出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