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优激励能否打通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以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为例

基层农技员和农户是农业技术推广中的重要主体,是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后一环,提高其工作生活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以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为例,基于2019和2020两期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评优奖优制度对基层农技员和农户积极性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1)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对农技员的工作积极性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对农技员的评价和农技员的工作投入意愿,改善其工作满意度。(2)获奖能够有效降低农技员的抑郁指数,缓解其工作压力,改善心理健康状况。(3)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及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据此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中评优奖优制度的正向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通过评优激励来激活农技推广事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目标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人群。家庭作为贫困识别的最小单元,对不同类型家庭老年贫困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未来相对贫困的识别。从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考察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2018年调查数据,采用A-F法测算了不同家庭结构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两者间关系。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家庭结构对下一期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独居和四代合住家庭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小,两代合住家庭次之;农村老年贫困的分布从三代合住逐渐向独居和两代合住转变。不同家庭结构的老年多维贫困呈现不同特点。在考虑农村老年群体差异后发现,与配偶合住的男性老人、三代合住的高龄老人以及生活能自理老人免于贫困的优势更明显。为此,构建老年脆弱家庭的多维防贫机制,防止规模性返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更多关注独居和...     

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兼论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作用——来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778位老年人的调查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美好生活向往息息相关，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客观认识并积极应对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福利的影响尤显重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文章通过对北京地区778位老年个体调研数据，并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探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当老年人“被迫”减少外出次数甚至变为居家不出时，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能够缓解上述不利影响：当个体感受到更高水平社会支持时，更倾向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负面影响将减弱，反之亦然。因此，提高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状况需与积极老龄化战略相结合，在制定并完善突发事件中针对老年群体社会支持体系的同时也需要鼓励个体积极参与，形成外在社会支持与个体积极应对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