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

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法宝。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尚缺乏基于连续性实践创新的机制性阐释与理论性建构。基于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集团公司治理架构与过程的创新实践及其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双重动力驱动下,党的领导以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过程性嵌入与文化性嵌入的方式,以及党建入章与前置程序、完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政治绩效与社会绩效多元并举的目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立基动力、制度、结构、过程、文化与绩效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建构问题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对于摆脱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窠臼,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缺乏主导引领力量和失去共富发展动力的内生缺陷。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体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合力，建构了“领导-发展体制”“使命-责任体制”与“决策-执行高效互动模式”有机融合的现代化兴党兴国体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通过进阶式发展目标的引领与接续性奋斗行动的落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呈现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世界共建共荣发展”等多目标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特征。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开放发展、命运与共等目标引领下，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价值取向，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崭新选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