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物质剥夺视角下构建农村家庭致贫机制框架,使用河南和陕西两省农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物质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总样本中有35.92%的农户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发生物质剥夺,在发生物质剥夺的样本中,其平均剥夺维度数为1.53。在所有六个维度中样本农户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农户物质剥夺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尽管较高的家庭收入有助于降低农户物质剥夺发生概率和剥夺程度,但当充分控制其他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因素之后,家庭收入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力度显著下降。回归分析发现除家庭收入之外,家庭资产存量、医疗保险、信贷支持和政府救济在缓解农户物质剥夺方面均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成员较差的健康水平及发生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则会显著提高农户陷入物质剥夺的可能性及剥夺程度。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在识别绝对贫困农户方面存在较大的偏误,单纯的收入救助也不足以帮助绝对贫困农户真正脱贫。除了收入扶持之外,在农村减贫政策实践中还应当重视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信贷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福利的负面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研究

 利用四轮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构成的面板数据（1997-2006）,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决定过程及健康持续性。我们使用动态随机效应probit模型控制了个体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同时,为了避免状态依赖效应的估计偏差,本文分别采纳了Heckman(1981)和Wooldridge(2005)提出的估计方法来处理“初始条件问题”。结论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状态依赖效应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那些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弱势群体陷入持续性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农村老年人口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基于物质剥夺视角构建了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形成机制框架,利用来自河南和陕西两省216个村庄的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五个维度的物质剥夺指标对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进行了直接测量,并进一步系统考察了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两个层面的因素对老年人绝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手段并不能准确识别出实际经历物质剥夺的农村贫困老年人.除了收入之外,不同类型的家庭资产、 信贷支持、 政府救助等其他经济资源都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物质剥夺状况.而独居和负面健康冲击则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剥夺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性别差异

基于2011－2018年CHARLS四期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相结合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性别差异，考察了居住安排模式在隔代照料和祖辈健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隔代照料影响祖辈健康的潜在机制路径。结果显示，总体来看，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低强度照料相比，高强度照料更可能对祖辈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在祖母群体中比在祖父群体中更高。不与子女同住但与孙辈同住会强化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而与子女同住则会显著缓解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居住安排模式对隔代照料健康效应的上述调节作用在祖母群体中更为显著。促进社会参与和增加代际经济支持是缓解隔代照料负向健康效应的重要路径。在农村祖辈参与隔代照料愈发普遍的背景下，未来可以通过下述政策措施促进农村祖辈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第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幼托服务可及性；第二，针对参与隔代照料的祖母群体展开照料能力建设和健康干预；第三，消除制度障碍促进流动人口子女随迁，降低农村隔代家庭比例；第四，通过文化倡导和制度激励来鼓励成年子女给予祖辈更多的经济和情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