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补贴、技术溢出与生态倾销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传统战略贸易政策工具受到WTO限制的条件下,绿色补贴作为具备环境政策效果的策略手段正在被很多国家所采用.文章在多阶段双寡头竞争模型中研究了绿色补贴及其溢出效应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如果政府分别按照EOS和SOS准则为本国企业提供单边绿色补贴,则仅SOS准则下的补贴可通过改变古诺产出水平和环境排污标准改善本国的福利水平.但是,较之EOS准则,绿色补贴在SOS准则下使本国政府具有更强的生态倾销动机,从而使得本国环境存在恶化的可能性.此外,本国绿色技术溢出会提高本国及外国的排污标准,降低(提高)本国(外国)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增加)本国(外国)福利水平.在模型一般推广的条件下,本国政府最优的环境政策是为企业提供最优非合作绿色补贴或征收最优合作税收.     

大陆台商进入模式的模仿行为——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

外资企业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不仅要考虑经济目标,还要考虑合法性问题。将大陆台商面临的制度环境分为产业制度环境、地区制度环境、当地产业制度环境和集团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等四个层面,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研究大陆台商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层面的制度环境中,大陆台商为了获得合法性,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存在模仿行为。与其它层面制度环境相比,大陆台商更倾向于模仿本集团企业的进入模式;与产业制度环境和地区制度环境相比,大陆台商更倾向于模仿当地产业制度环境中的进入模式,这表明在多层面制度环境中,大陆台商倾向于在狭窄的制度环境中寻求合法性。     

FDI技术溢出、企业所有制类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来自广东省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广东省2001-2010年16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结构视角,检验FDI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FDI总体上产生了正向显著的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对民营及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垂直溢出效应为负,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后向溢出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跨国企业联盟的形成动机和稳定性机制——一种基于子网理论的研究框架

本文在跨国企业联盟的案例背景及系统和子网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跨国企业联盟的动机和运行机制.在本文的理论和模型中强调了贸易竞争与联盟在战略意图上的一致性,即联盟不仅是合作动机驱动下的结果,同时也是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跨国企业联盟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形成的一种企业组织体.     

寡头市场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及关税效应研究

在Dixit差异化双头垄断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产品差异化对关税政策效果的影响,同时研究了在古诺和贝特兰竞争条件下出口企业选择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合理性.其推论表明:在古诺竞争前提下,产品差异化可以降低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相反,在贝特兰竞争前提下,产品差异化使得最优关税相应提升.但是,无论在古诺还是贝特兰竞争条件下,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均会导致出口利润的增长.     

我国产险业核心竞争力的定位、评估与培育

加入WTO为我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竞争环境 ,我国产险企业必须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性地定位和培育 ,以形成重要的无形资源和长期竞争优势。本文首先从战略能力的角度对我国产险业核心竞争力进行初步定位 ,随后采用多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产险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最后讨论了培育我国产险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绿色补贴、技术溢出与生态倾销

在传统战略贸易政策工具受到 WTO 限制的条件下，绿色补贴作为具备环境政策效果的策略手段正在被很多国家所采用。文章在多阶段双寡头竞争模型中研究了绿色补贴及其溢出效应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如果政府分别按照 EOS 和 SOS 准则为本国企业提供单边绿色补贴，则仅 SOS 准则下的补贴可通过改变古诺产出水平和环境排污标准改善本国的福利水平。但是，较之 EOS 准则，绿色补贴在 SOS 准则下使本国政府具有更强的生态倾销动机，从而使得本国环境存在恶化的可能性。此外，本国绿色技术溢出会提高本国及外国的排污标准，降低(提高)本国(外国)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增加)本国(外国)福利水平。在模型一般推广的条件下，本国政府最优的环境政策是为企业提供最优非合作绿色补贴或征收最优合作税收。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