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的研究

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的制度、法律背景出发,探讨不同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状况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在同一制度背景下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公司投资者对公司的权益出发,兼顾微观层面及宏观制度执行层面,设计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保护指数,并利用这一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本研究对上市公司的启示是,保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不仅仅有利于公司进行外部融资,它对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多元化以及多元化的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就主观动机而言,传统认为的多元化经营的经济理性动机、组织理性动机以及个人理性动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但相比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组织理性动机(降低公司风险)和个人理性动机(公司高管出于利己动机的考虑)。同时,在客观条件方面,公司规模、股权结构、公司上市的时间长短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等因素也对上市公司多元化及其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谁选择了财务经历的CEO?

基于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聘请财务任职经历的高管担任CEO这一事实,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从公司特征入手,考虑公司的发展目标,实证检验了财务经历CEO任命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发展为目标的非ST公司中,负债水平越低、盈利能力越差、成长机会越少和资本运作越频繁的公司,越倾向于任命具有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显示出较强的"促发展"动机。而在以生存为目标的ST公司中,负债率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短的公司任命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的可能性越大,"求生存"动机更为明显。这表明,公司特征对财务经历CEO的任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依赖于公司的目标,公司特征、财务经历以及公司目标的匹配决定了CEO的任命。进一步地,从CEO变更的资本市场宣告效应看,公司特征与CEO财务经历的匹配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基于无形资源的竞争优势

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框架中 ,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观和以活动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观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某种孤立或对立状态。本文认为 ,这二者可以在基于无形资源的竞争优势这一的新的分析框架中有机地结合起来。无形资源对竞争优势贡献的差异取决于竞争所处的特定的层面 ,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 ,必须逐步形成与每个竞争层面相匹配的能力。我们通过对移动通讯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说明 ,企业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竞争层面的理解 ,以及不断培养、改善和提高企业运用无形资源的能力 ,对其取得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经济发展、政府干预与国内经济一体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同区域并购视角的研究

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从并购发生的区域特点检验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并购主要是同区域并购,经济还远未实现一体化,且这一现象在考察区间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好转的趋势.进一步考察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全国各省而言,同一省内各市之间的非一体化程度更高.同时,省市级的国有企业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其在同一区域并购的比例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影响的结果.另外,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的同区域并购比例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后,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共同作用更加降低了经济一体化程度.     

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1999~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和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两个方面,考察市场化程度及其变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且从市场化进程的动态角度来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也越快。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会越低,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也越低。区分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但在不同的负债水平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该关系更稳健地显著存在。     

行业特征、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

近年来,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财务理论界和产业经济界的高度重视。本文运用产业经济理论和财务理论,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行业特征、资本结构决策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行业特征下,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研究对现实中的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在考虑到其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情况的同时,还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在行业的不同特征。     

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不看重绩效吗?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非国有企业更加利润导向,因此,非国有企业经理的薪酬激励和解职惩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要强于国有企业。然而,已有文献并没有为该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显性业绩要求、受到更强的社会监督、更弱的掏空动机、加之诸多非国有企业经理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国有企业经理激励契约较非国有企业更为看重公司的绩效表现。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企业CEO的薪酬与会计绩效、解职与会计绩效的敏感性均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而表明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加绩效导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目标尽管增加了CEO的在职消费、提高了政治晋升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改变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和变更绩效敏感性。同时,我们还发现CEO解职、CEO薪酬与公司市场绩效并不相关,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绩效激励契约方面也并无显著差异。     

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CEO与CFO任期交错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的时间越长,该影响越大。同时,CEO和CFO任期交错只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有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并不受CEO任职时间早于还是晚于CFO的影响。进一步地,在区分CEO权力和公司产权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发现,CEO的权力影响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当CEO权力较大时,两者任期交错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同时,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盈余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以及CEO与CFO任命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能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吗?

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自然实验平台，本文系统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验证了信贷机构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治理职能.研究表明，试点区域的信贷机构，运用金融杠杆，通过信贷惩罚机制，将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且，这一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环境监督效应依赖于基础制度建设，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信贷政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最后，本文证明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本文验证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扩充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同时响应了十九大报告中“发展绿色金融”的文件精神，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