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种农民的自救之路

“我现在做事,就好像身后有种力量在推动、我想证明:虽然国家、社会重视“三农”问题,不少人愿意帮助农民,但是,假如农民自己不行动,不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别人再怎么帮也白搭, 不能真正改变。”     

阻断艾滋病的路有多长?

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2001年,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每年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建设,改建血站血库459个;2002年,我国实现了部分抗毒治疗药物的国产化;2003年,国家在5个省(区)开展了对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法的试点工作;2004年,中央财政投入4.7亿元用于艾滋病的防治。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病像艾滋病这样国家投入了这么多钱。但当2004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时,有媒体引用专家的话说,“目前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已不再是假设和猜想,而是活生生出现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把艾滋病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而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指出,我们现在形成一种艾滋病产业,出现了许多吃艾滋病饭的人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某种利益,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误导了国家或者公众,有意无意地扩大或者不恰当地宣传艾滋病所造成的风险和危害,而忽视了其根本的内容。多年的防止和阻击,我们弄明白艾滋病到底是什么了吗?它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时,给国家造成了多大影响?它真的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影响我国奔小康吗?我们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了吗?我们的行动有多少是理性的, 又有多少是盲目的?站在公共卫生管理层面,艾滋病和SARS暴露的问题有无共同之处?这种种问题不弄清楚,不告之大家,人们就有理由追问。     

美国“汉字叔叔”的中国故事

30多年前,一个美国人因对汉字感兴趣,去了台湾学习汉语。20多年前,他自费创建汉字字源网,为此穷困潦倒。3年前,沉寂近20年的他被中国网友发现,被称作“汉字叔叔”。随后,他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中国过得“可敬又可怜”。3个月后,“汉字叔叔”的3年聘期将结束,他得赶紧找到新工作。这个美国人叫Richard Sears,中文名叫斯睿德。     

心理问题与品德无关

2008年春天,北京“读你心意”心理咨询中心与一家教育机构联手,搞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心理调查,对象是2000多名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     

你知道抑郁症吗？

耿稚平是北京同仁医院的大夫。有一天,她在一所医学院监考,很快她就发现有个男生异常,偷着打“小抄”。考完试,她留下这个学生谈话。“大夫,跟您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学医。”“那你干嘛考医学院呢?”“这是我爸妈的意思,是他们非叫我学,替我报了这个学校。上学后,我一点也不爱学,而且,我害怕上解剖课,从没进解剖教室上过一课,我不敢进。”交谈中,她明显地感觉出这个学生消极压抑的情绪。过后,她跟学生的班主任建议说,你跟家长沟通一下,这孩子最好不要学医了,即便他能凑凑合合毕业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而且他会活得很不开心。没想到,…     

扭曲的母亲

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回龙观实验——社区自治最具希望的地方

回龙观,北京知名的居住区。有人总结出它的三大特点:一是社区内有十多处园子,如云趣园、风雅园、龙华园、龙泽园等,园下又分小区,设计的规模是30万人,据说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二是居民的同质性程度比较高,虽有些拆迁户、退休老人,但居民以年轻白领为主,房产个人所有,属有产或中产阶级;三是它地处北京北五环外的北郊,尚在建设中,配套措施不完善,特别是交通问题很突出,入住率并不高。加上小区周围文体娱乐设施极少,人们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来只能是睡个觉,所以,回龙观又得名“睡城”。但是,这座“睡城”并不平静,时不时地发生…     

四种汉堡

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惟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出人意料,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他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惟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他甚至从汉堡里总结出4种人生模式。     

地铁设站，因居民呼吁而变

天通苑是北京一个新兴的大型社区，居住人口30多万人。按照原规划，北京地铁5号线只在天通苑的南北两端设了站。能不能在天通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再加上一站？ 一项已经动工两年多的地铁市政工程，因为沿线老百姓的意见，从而改变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