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读一部西北穆斯林史

不仅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也难逃“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框架。中国穆斯林史和回族史研究的统合与分离,则部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李普曼教授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并没有认同国内学者对穆斯林史和回族史所做的分野,他致力于陈述一部自然人群的历史陈述,而不是权力/话语体系下构建的“回族史”。即使是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性历史考察,他也摒弃了“穆斯林”这样的传统集体词汇,从更为具体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分析西北穆斯林的独特社会经历。这就是李普曼研究西北穆斯林史时所用的场景分析。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从宏观的方面讲,涉及到西北社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微观的方面讲,则涉及到“穆斯林”团体、个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互动关系。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不仅有助于祛除集体名词对西北穆斯林史的不当描述．而且有助于阐明穆斯林在中国形成陌生人的原因。     

论回族婚姻家庭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以云南巍山回辉登村为例

回辉登村是巍山地区最大的回族自然村.回族习惯法作为一项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法共同维护着回辉登村的社会秩序,并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解决国家法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调适的问题,必须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给予民族文化和民族习惯法充分的认可和尊重,承认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法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并最终通过构建两者间的协调机制来实现.     

转向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改革成绩评定的方式──技校语文课成绩评定浅议

深化技校文化基础课的改革，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几年来，人们只注意了在教材上、教学方法上的探讨，却忽视了在学习成绩评定方式上的研究。众所周知，技校中现行的“百分制”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权威地指挥着教师的教学方法及学生的学习方法，形成了“应试”放在第一位，“能力培养”放在第二位的状况，阻碍了技校语文课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变成了一句空话。因此，笔者认为，转向“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改革成绩评定的方式。语文课是以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听说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基础课，而一张试卷中无论如何也难以评定出…     

网店信息呈现的框架效应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研究

目前有关在线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实验统计的方法,分析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网店信息呈现的框架形式往往仅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被一些研究提及并加以验证。但是,"形态各异"的信息到底如何影响消费者心理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商家如何从消费者心理的微观层面来设计信息呈现策略,从而增强其购买意愿?目前关于此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从前景理论的决策参考点视角,以价格因素为例,一方面,通过情境实验,验证了价格信息的不同呈现框架对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在利用情境实验界定了消费者心理价格参考点的基础上,通过决策模型的构建和计算,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不同价格信息呈现框架下,消费者购买选择大相径庭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在风险框架下,相对于用不确定的语言来描述商品价格信息,确定性语言描述会使消费者的心理价格参考点和购买意愿更高。(2)在属性框架下,相对于用负面的语言来描述商品信息,正面的语言描述更能提高消费者的心理价格参考点和购买意愿。(3)在目标框架下,相对于强调购买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强调不购买该商品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更有助于消费者的心理价格参考点和购买意愿的提...     

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说质疑--对宁夏纳家户村的再认识

1991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的杜磊博士出版了<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他在书中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纳家户村的"民族志描述"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是因为,杜磊正是在对纳家户的"文化写作"中,提出了"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命题.而笔者以为,杜磊的这一命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他的"异文化"学者的身份导致了他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误读,他对纳家户的"田野工作"及"文化写作"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个回族农村副业变迁的人类学个案考察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费孝通先生和WILLAMSKINNER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南方汉人和四川盆地的汉人农村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发展模式 ,但他们的农村发展模式显然无法适用于西北的农村 ,尤其是西北回族农村。考虑到当前农村经济指标的统计不足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 ,从历史、生态、文化环境出发 ,对一个回族农村进行考察 ,并分析了这个农村副业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 ,指出“村外”副业不失为西北回族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而这种发展模式对当前西北民族关系和民族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引起民族学家的重新思考     

一个回族农村副业变迁的个案考察

措隆村的农业生态环境、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等,决定了当地回族必然实行 运盐、淘金、挖草药、扫菜籽等户外副业生产模式。这些副业劳动分工产生的差异性的有机 整合同样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清真寺与教法宣讲

正确的教法宣讲是清真寺宣传教法、实现教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定期进行教法宣讲,是清真寺的神圣使命和法定职责.清真寺和阿訇的共同作用使教法宣讲成为现实,也更加富有成效.清真寺进行正确的教法宣讲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番回还是回番?汉回还是回民?——18世纪甘肃的撒拉尔族群界定与清朝行政变革

撒拉族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一个从"番"到"回"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与清朝的行政体系与法律体系变革密切相关的,在以往撒拉人居住地属于"番"地,所以用"番例"解决内外矛盾,随着清朝的政治扩张,撒拉人居住地变成了"内地",所以解决方式自然以内地律法执行.所以撒拉人的族群身份便转化成了"回"的分支.本文以大量的文献,分析了撒拉族群身份的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问题.     

回族研究的新视野:一个方法论的讨论——兼评杜磊《中国穆斯林》

本文试对杜氏著作做一简要评述并对回族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进行讨论。认为“回族研究”是对回族的“人”和“文化”的研究,是对“今天的人和文化”（现实社区）进行共时的研究,但也不应忽视对“昨天的人和文化”进行历时的分析。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外国学者对回族的人类学研究存在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性”问题──无论是参与观察中对回族文化的难以“进入”还是对回族的文化解读都“洋溢”着研究者本身的文化气息。在对杜氏的“社会身份”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成见”进行简单商榷的同时,笔者也隐约感觉到国内外回族学界似都有检讨自己的必要,即研究者自己的社会身份对他的研究有何影响？他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