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舟山灯塔历史概述

灯塔一般位于海岸、港口或河道，用以指引船只的航行方向。灯塔大都类似塔的形状，透过塔顶的透镜系统，将光芒射向海面或河面照明。舟山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口南侧，杭州湾外缘东海洋面上，自古有“江浙之门户，四明之藩篱”之称，历史上就为中国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舟山很早就设立导航设施，到清晚期，随着航线的日益繁忙以及导航技术的发展，舟山设立了众多的近代灯塔，这些灯塔大多保留完整，其数量之多，密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     

我国地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食品安全一直是每个国民心中的"中国梦"。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新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执行者,其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所拥有的权限决定了它是整个监管工作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江苏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尝试提出解决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建议。     

Partial Identification of Economic Mobil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e economic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is of fundamental interest. While many measures of economic mobility exist, reliance on transition matrices remains pervasive due to simplicity and ease of interpretation. However, estimation of transition matrices is complicated by the well-acknowledged problem of measurement error in self-reported and even administrative data. Existing methods of addressing measurement error are complex, rely on numerous strong assumptions, and often require data from more than two periods. 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 what can be learned about economic mobility as measured via transition matrices while formally accounting for measurement error in a reasonably transparent manner. To do so, we develop a nonparametric partial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to bound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under various assump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error and mobility processes. This approach is applied to panel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lore short-run mo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孤独个体与向死而生——多元文化社会中《凡人》的身份认同

美国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凡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失去与孤独、疾病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显得格外孤独与痛苦,这种孤独个体的特性也贯穿了其一生。与此同时,在他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疾病和死亡作斗争,体现了向死而生的特点,即在绝望中蕴含着希望。在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主人公追寻的身份认同正是当代美国人普遍的生存状况,表现了普遍的生存困境。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