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就业数量效应与劳动关系转型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背景,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转型的影响.运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就业数量效应为中介变量,以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从灵活化、法制化和集体化角度探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驱动我国劳动关系的多元化转型,就业数量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制度环境调节这一中介过程.     

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党、政、群机关负责人人口学特征的时空变迁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学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为研究这一特征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本文主要通过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党、政、群机关负责人人口学特征进行历时分析和空间分析.     

商品房中环境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及其应用

如何对商品房中环境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目前国内还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体系。本文尝试建立了一套全面衡量居住房产价值的评估指标体系。应用该体系对市场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表明:目前商品房总价值与"非环境因素"相关性较大,而"环境因素"占其价值的比例随着房价增高而增加。该体系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兼顾房地产经济的公平与效率,且有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     

我国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与农民社交困境

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群众性的民俗活动以及亲友乡邻间节日及婚丧嫁娶时的走动往来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具有 强大的教育和文化整合功能。农耕社会农民之间社交纽带的本质是精神文化纽带而非经济利益纽带。近几十年,我国农村社 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农民社交遭遇困境,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衰落是重要原因,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将繁荣群众性文化活动作为 着力点。     

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

相较于其他艺术现象,电视及其传播、接受、反应行为具有更多的人类学涵意。对电视仪式的揭示与探索是电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本文指出,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与收视实践,是一种仪式的现代性表征。电视仪式就是以电视为媒介中心组织起来的结构性行为。人类学仪式借助电视这一现代传媒技术已经深刻地切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对电视仪式的研究既可以展示古代仪式的现代表征,亦可以揭示当代电视人类学的深刻意义与广阔前景。     

新能量状态下抗肿瘤光敏剂的研究

研究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治疗肿瘤的机制.方法：建立裸鼠胰腺癌模型,以血卟啉衍生物作为光敏剂,测定PDT治疗后,肿瘤组织内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的含量,并采用免疫组化LSAB法,对肿瘤区血管损伤状况进行研究.     

反向有约束混频数据模型的市场化利率预测

为准确预测市场化利率,在混频数据抽样(MIDAS)模型和反向无约束混频数据抽样(RU-MIDA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向有约束混频数据抽样模型(RR-MIDAS),使之能够适应各变量之间频率倍差较大时,低频变量对高频变量的分析与预测.选取SHIBOR作为市场化利率的代表,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开展预测研究.实证结果表明:RR-MIDAS模型能够细致揭示各变量间的实时动态变化关系,表现出很好的拟合效果与预测能力;宏观经济变量和资本市场信息能够在1周甚至1天内对货币供求关系产生影响,进而迅速反映在SHIBOR走势变化上.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RR-MIDAS模型的实用性以及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浙江区域发展的新均衡战略研究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格局是一个长期客现存在,与此同时,浙江区域社会发展则呈现出相对均衡发展较好状况.基于上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根据浙江省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本文提出区域发展的新均衡战略,即始终坚持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战略,积极推进区域社会均衡发展战略,从而加快实现全省整体协调快速发展.贯彻落实新均衡战略的关键,在于切实加快浙江山区和边远县市发展,本文尝试性提出跨越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同步现代化的具体举措.     

政府的规模成本控制及其对策

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改革各级政府间职能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引导政府部分职能社会化,达到缩减政府规模控制公共权力扩张的目的.在中央、省级政府中建立宏观管理和调控为主的"决策导向型政府",改革中国目前实行的五级政府管理体制,实现三级政府管理体制;收缩事业单位总体规模、调整结构类型、引导转体改制,建立事业单位法人制度,建立以聘用为基础的用人制度;建立健全公务员编制立法,建构公务员责任机制,提高公务员的职业成本,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以有效控制政府的规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