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府应更新其民族政策中的立场——俄联邦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季什科夫教授答问

问:70多年来我们总在谈论民族繁荣,并在此基础上讲民族接近甚至融合为统一的共同体——苏联人民。那么今天新的民族政策的实质何在?是否有一个构想?答:如果把“构想”理解为一整套现成的方法和建议,这样的构想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拿经济来说吧,经济界比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巨匠,然而即使在那里,各种方案、纲领之间的差别也不少,而政府采纳的只有一种方案——盖达尔的方案。     

苏联的城市民族学研究

在我国,对城市进行系统的民族学研究始于苏维埃时代。从民族学产生时起,农村居民的文化就进入了民族学家的研究范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历久不衰的原因在于,长期在国家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学特征,而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的特点最初正是在农村环境中形成的。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事实上仅局限于对农民文化的研究,这也与不久前还存在的这样一种看法有关,即认为似乎只有农民才绝对是民族传统的体现者。对这种夸大的看法,到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才开始克服,当时研究者确信光考察农村居民显然是不够的,并开始着手对城市的研究。到五十年代,特别广泛地展开了对城市的民族学工作。转向城市问题的研究标志着民族学研究范围的大大扩展。过去不曾引起民族学家注意的     

苏联民族学在中国

俄国与中国在民族学方面的学术联系可以说是十分久远的。不必深究细研革命前的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只想谈谈在不同时期先后来华并同中国学者有着密切接触的俄国学者的活动,其中有亚金夫(Н·Я·比丘林)、帕拉季(П·И·卡法罗夫)、В·П·瓦西里耶夫院士、П·С·波波夫(毛林)通讯院士、Д·М·佩     

关于民族概念译名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翻译的首要原则是“信”。以单一词汇去表达外文的不同概念或以解释代替翻译,都是不可取的。如俄文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与наци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然将нация译作“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不宜也译作“民族”;加限定词也不是办法,一是使用不便,二是所加的限定词(“资本主义以前的”)并不能概括     

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同体——兼与何叔涛同志商榷

“中华民族”这个说法在我国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但它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概念和术语,却长期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因此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有许多模糊之处。例如,“中华民族”算不算一个民族?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关系?“中华民族”所说的民族与“非洲民族”、“斯拉夫民族”所说的民族是不是一个含义?对“中华民族”的概念怎样解释才是科学、合理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何叔涛同志在《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一文中谈到了中华民族和“复合民族”问题。本文试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何同志和读者请教。     

重读列宁——一位民族学者关于当代民族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根本变革的时期。党所制定的加速发展经济和提高效率的方针,目的在于揭示并体现出我们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个方针的实施,与苏联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改革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运动向前发展,愈益清楚的是:如果不弄清停滞的根源,就不可能克服历史上产生的停滞机制。现在我们已开始越来越明白:20年代偏离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的许多重要原理,造成了怎样的实际后果。     

勃罗姆列伊的探索——关于“民族体”与“民族社会机体”

一、问题的提出 举世公认,近三十年来,苏联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提出并发展了一套этнос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Ю·В·勃罗姆列伊院士的功绩,对этнос理论作了最系统论述的,正是他的几部专著。直到60年代以     

二十世纪三十——八十年代苏联民族学史片断——为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1983年2月,荣膺各族人民友谊勋章的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于1933年2月1日通过的决议决定成立一个能够领导和协调苏联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科研活动的学术中心。正如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表明的,这一决定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那么它的原则意义何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二十与三十年代之交在苏联民族学界所形成的生动局面。自然,我们不可能考察它的细节,但可以利用过去的五十年以及苏联学术界积累     

苏联民族关系四人谈

1988年11月,《列宁格勒大学》周报编辑部邀请四位知名学者就当前苏联尖锐的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记录在该报1988年第33、34、36期连续刊载,引起了知识界的兴趣。这里摘要译载如下,供国内关心苏联民族问题现状的同志参考。标题为译者所加。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四位学者是: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研究所主任研究员Л·H·古米廖夫、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长 P·Ф·伊茨、列宁格勒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室主任 A·M·潘钦科、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教研室主任 A·C·格尔德。     

民族学与发展民族学博物馆的迫切问题

现代民族学利用着范围广泛的资料。直接观察历来是收集民族学材料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同时它也得到许多相对来说是“非经验性”方法的很大补充。这些方法包括对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材料的研究,社会学征询调查,自然也包括对博物馆文物的研究。民族学博物馆历来是民族学研究极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是宣传和普及民族学知识最积极的手段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民族学本身的发展及其学术和社会功能的体现过程中,人们对民族学博物馆活动的目的、任务的理解也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