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之梦幻人生与科学理性的辩证涵义

学界普遍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关于“启蒙”、“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的开启者。本文从分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及“心物二元论”等观点出发,结合促进笛卡尔理论产生的“三个梦境”,揭示出笛卡尔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根源。     

高校实验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培养浅析

实验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高校实验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和科研进展.基于此,从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专业素质、加强管理素质和团队协作、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机制四个方面,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培养高校实验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进行初步探讨.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从亨廷顿“文明意识”论孔学前景

（一）在过去一、二百年间,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出现了很多危机,因此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作出很多负面的批评。近一、二十年来,西方文明也出现了很多危机,而亚洲文明则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可观的成绩,因此又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和儒学,提出了不少正面的议论。这些负面的或正面的论议,每每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带有很多感情因素。面对二十一世纪前景,我们需要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多做一些深入的客观研究和理性分析。这一说法,并不表示”价值观念”和“感情因素”…     

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

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自去年成立以来,打通文、史、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期专栏我们组织了与该基地学术活动相关的七篇笔谈文章,作者都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中国社会历史素有研究的知名专家,他们围绕思想与社会如何互动这样一个主题,进行跨学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探讨。文章涉及的问题有阴阳组合的思维结构,政治权威对宗教信仰的抑制,中国传统学术的“跨学科”本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文人心态研究的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话语体系,“世界秩序观”与“中国意识”等。这种研究视野广阔而研究思路相近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我们以为,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为基础,提倡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或许有助于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产生。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在汉唐一千多年间,广泛存在的地方力量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中国传统的农村地方力量、士族大姓的实体势力和传统儒学的影响,都发生了全面性解体的变化;其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衡作用,因此不振,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这是蒙古铁骑能首次征服中国全部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蒙元的统治又是明代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些都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这是讨论中国传统(包括政体)和现代化问题时不可忽视的。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葛洪言行观综论

近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历史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走向是语言(学)转向,即转向语言(分析)的时代,这也成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关注。同时,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行为特征。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是其思想体系的实体;其构思的哲理基础是思想家对于知识论和真理观的体认;而其思想的形态和特色则受到其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的规范。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突出表现在对言行观的关注上。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对言行观作了深入的讨论,秦汉魏晋士人继承了这一关注,这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有所展现。在言行观方面,葛洪提出了重言、慎言以及言重于行等主张。     

中华古文化中的“超越”哲思:“轴心”与“转轴”

近年来,国内在讨论思想文化的超越与突破问题时,常常关联到所谓轴心时代。其实,这是对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文明史有决定性的转轴时代(The Axial Age of Transcendence)论题的一种误译。他的本意是,在古代世界中,各地的高等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间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超越性的突破转变,凡经历过此转变的古代文明则能更新其生命力,延续成为现代的文明;否则,便成明日黄花,被历史所埋葬。中文把应该译为转轴时代的the axial age,误译为轴心时代。古代中华的经书、经学、经术(王官之学)以及之前的神话传说构成的轴心,不但是其后诸子哲思腾跃转轴的基础,更影响了其多元多层次的转轴特性。最能表达中华古哲对超越理念论说的是孔子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表达了一个人终生不断地超越的理念;而《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几乎道尽了公元前数千年间中华上古思想文化超越变化的大势——道或超越自然,或为自然所超越。这远远地超越了西方止步于上帝的超越。     

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

整体自然环境乃至个别地理因素,对人类生活文化的影响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两者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不是一二种大理论所能概括的。东西文化对比中关于“中华大陆型地理环境”和“西方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对立比较其来有自,谬种流传,流毒甚广。新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需要解决中国“本土性的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困境”的问题。以欧西地理与人文互动和中华大陆地理条件与人文动态的对应关系观之,唐宋间中华文明近乎“跳跃性的大变化”,表明“大陆型”地理环境自有其利于文明发展的因素,此亦是今日中华文明发展之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