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历来认为社会除了物质资料生产之外,还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他们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把人类自身生产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这两种生产是客观存在的,在     

使命光荣 任务艰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被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

6月11日上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充满欢愉的气氛: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的命名仪式今天在此举行。秦新华司长代表卫生部宣读的关于“命名”的文件指出,北大人口所作为卫生部目前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协作的62个合作研究     

从《新人口论》看我国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十三年前,马寅初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以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所特有的求实精神,提交了《新人口论》这一书面发言。它以大量的调查数字和深刻的经济分析把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增长过快问题——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大多数人接受这个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老也因此而受到围攻、批判,蒙受不白之冤达二十余年之久。更为不幸的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正是由于对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认识不足,再加上十年动乱,在一段时期内对人口失去控制,以致给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难题。因此,今天重读《新人口论》,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人口工作和经济建设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只要领导重视 措施得力 晚婚晚育是可行的

<正> 1989年11月,我们深入到昌平等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题为《从昌平、龙泉农村调查看落实晚婚晚育措施的必要性与可性行》的调查报告(曾毅、蔡文媚、宋静安1991)。该文报告了昌平镇自1987年10月起,在不断加强晚婚晚育宣传教育的同时,实行了已婚妇女必须年满23周岁零三个月才允许联系第一孩指标即年满24周岁才能生第一孩的制度。实行这项制度以后,晚婚晚育成绩令人瞩目。平均初婚年龄由1936年的22.6岁上升     

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昌平县千户调查系列报告之一

1979年全国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过去长期隐蔽着的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当时的一些调查表明,全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属剩余劳动力。然而,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这一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大可能大量向城市转移。它意味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必须摆脱以往的传统模式,寻求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新途径。与此相联系,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又将如何?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从1980年开始对北京市昌平县三个大队进行了连续10年(1979～1988)的跟踪调查。如今这三个大队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已发生了不同情况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新局面。     

从昌平等地农村调查看晚婚晚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农村的早婚早育并非“不治之症”——晚婚晚育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宣传号召,而要采取具体有力措施——规定生育一胎的低限年龄符合国策,不违背婚姻法,又可为多数群众接受。     

我国农村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北京市昌平县三个村跟踪调查资料的初步分析

一、选点的考虑 要认识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研究拥有8亿多人口的农村社区。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家庭为起点,它是最简单,最初级形式的社会。我们的着眼点就落在农村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上。剖析这个人类自己创设的、以婚姻和血缘为基本生活组织的家庭如何承担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赋予的职责,又如何适应当前的农村变革而使家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大胆创造出来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在短短的几年中席卷全国农村,巨大的冲击波对建国30多年中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发出了挑战。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家庭发生了抑或分化抑或统一,抑或分裂抑或重组,对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因素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估?问题摆在面前,应当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