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及相关人学问题提出的必要性分析

作为当前迅猛发展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具有本质一致性;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网络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以其经济的形式深刻地显现了理性视野下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全部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上必然要求我们对网络经济进行必要的人文关注,对其中的技术异质进行科学的人文思考,从而在人学思量中寻找人类自我反思下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     

从“物质能量型”到“信息符号型”——论人类文化创造模式的符号化转换

与传统的"物质能量型"文化实践不同,人类文化创造方式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呈现出一种符号化存在,即"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全球信息技术的符号化、虚拟化发展,为人类文化创造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它使得人类相对独立、有效、全面地开展"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成为可能."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凸显了人类文化创造的符号特性,且越来越成为人类文化创造方式的必然选择,它代表着符号之于文化创造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未来人类文化实践模式.     

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

异化引发焦虑,符号异化引发人类文化创造焦虑.21世纪初始,过剩文化符号的挤压所造成的现代文化创造主体之现状迷茫,暴力文化符号的强制对现代个性文化创造能力发挥的限制,消费文化符号的污染所导致的现代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迷失以及大量文化符号犯罪的存在所导致的现代文化创造主体目标选择的焦虑,都说明符号异化是现代人类文化创造之潜在根源.显然,这是一个认识角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     

实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存在论基础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实践”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马克思通过哲学清算实现了从“感性”向“感性活动”的理论跃迁．“实践”之存在论意蕴的开显为马克思“社会”概念奠定了基础。而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哲学本身为我们认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社会”意味着“实践”,“实践”乃“社会”的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初始论域

毋庸置疑,异化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更是跃升为一种主导的批判话语,具有理论总纲的性质。实际上,马克思最初有关分工的论述也都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分工思想初始论域。总体上看,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时发现了分工;另一件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     

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之价值分析

作为现代文化创造之必然选择,自觉符号设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为人处理同外界客观符号世界关系的特定文化创造活动,它既是一种功能性超越活动,又是一种不断寻求具体、反对抽象的程式化文化创造活动,还是一种兼顾自律性、兼容性与预验性价值的文化创造活动.它具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有助于我们按照复杂情况来引导当代人类文化创造,更好地把握自身文化未来与发展趋势.就文化学层面而言,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现代文化符号创造的二重性

技术进步的二重性包含着某种反面，全球信息网络化在使当代符号文化创造获得全新发展界域的同时也带来困境与悖论，体现为一系列的如文化符号过载、文化符号暴力、文化符号污染、文化符号犯罪等诸多现实文化符号危机；此种危机，就其特点而言，具有虚实、真假联袂混合性，其实质就是由创造主体自身的局限所导致的人类文化创造之符号工具的异化，且其直接的表现就是主体受制于各种文化符号权力结构的束缚并最终致使人类文化创造陷入困惑与焦虑。     

实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存在论基础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实践"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马克思通过哲学清算实现了从"感性"向"感性活动"的理论跃迁,"实践"之存在论意蕴的开显为马克思"社会"概念奠定了基础.而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哲学本身为我们认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社会"意味着"实践","实践"乃"社会"的存在论基础.     

以人为本：自觉符号设计的当代理论旨趣

自觉符号设计下,当代文化创造必须把人类解放作为自身发展之最高主题,因而在其价值取向上也应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创造活动;体现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则要求在符号选择、设计、运作、反思等层面上既要注意加强全球整体性观照、突出人本价值含量、着眼于人类符号能力全面发展,又要努力满足人类求新求异需要、注重文化符号生态与资源等方面的合理利用。     

符号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概念

现有符号学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而真正有批判、扬弃意义的借鉴工作正有待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概念的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前提下,符号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人类对工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符号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是作为人类文化及其创造活动的普遍中介存在的.为此,符号学相应地亦是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工具性存在;这样一来,把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将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研究态度,亦是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