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

风险概念因其直接关涉风险分配、权力与权利关系而具有宪政内涵,从而被接纳为法学概念。法学风险概念在法律系统的运作依赖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从拆村并居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的差别在于后者更关注风险沟通与风险评估,此二者有助于重构当下国家与公民的互信关系。因此一个扩大化的分析是,有关风险语境下政策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应建构在国家与公民二者关系的基础上,重视国家与公民关系对于处理风险议题具有重要作用。     

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维稳的现实考察与法治反思

历史而言,维稳是一个老问题。当下维稳出现了某些新元素,但总体而言,依然是一种体制化维稳。权力配置资源,以资源补偿为维稳方式,是一种应急型、事后型、运动型的维稳。通过对当下维稳的成因与效果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维稳体制以人治为构建方式,长久运行将消解法治。而通过对维稳法律依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维稳过分重视政府作用,忽视公众在维稳中的主体作用,同样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构建。为此,要矫正"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与困境,必须扩大维稳的公众参与,既实现公众权利,又有利民主的实现,如此方能真正稳定。     

西方行为法学研究的缘起、评价与发展

近代以来法学过于注重价值宣扬和规则建构,对法律行为的现实性和异质性关注不够深入.行为法学通过对行为的具体研究和实证分析突破了近代以来法学的局限,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研究框架.但若要作为一个学派,行为法学尚存在某些不足.行为法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吸收更多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基层农户的公平观——基于浙江省2000户农户的实证解读

公平是农户在土地维权中采取维权行动的正当理由,关于农村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认真考虑农户的公平观才能实现制度效用。农户之所以强调公平,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农户公平观内容可以分为实质公平观和程序公平观。实质公平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公平观,注重结果公平,这种公平观反对特权分配,支持合理差异分配。程序公平观是一种理想化的公平观,也是工具化的公平观,其目的在于实现实质公平,更注重事前参与和监督的公平,而不是事后弥补和救济的公平。实践中出现农户以程序公平观为基础创造有助于实现实质公平的程序制度,但这一制度创造必须注重各主体的博弈以及制度的实现形式,才能提升制度实效,从而提升农户的公平“获得感”。     

公平的三维透视：观念、现实与制度

当下社会所提倡的公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透视:观念、现实与制度.观念的公平提醒人们跳出传统知识论窠臼,保持对公平的谨慎理解,不要随意进行公平的界定;现实的公平提醒人们分析和梳理当下社会公平意识的接受状况,并对现实公平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加以实现;而作为制度的公平,则涉及到对观念公平、现实公平的吸收,涉及到法治框架下的立法、司法、执法领域的检讨和制度设计.公平的真正实现,需要这三者的良性互动.     

“六十而耳顺”的法律商谈论解读

孔子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法哲学的开创者。六十而耳顺也就是说明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一个言路畅通的社会。正如商品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实现的,公民的权利能力也是在言语交流中实现的。话语是联系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纽带,公民平等的主体间性的话语权的通顺行使,保证了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一个具有合法性和集思广益的、知识型、智慧型的政府。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