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民族性和历史剧的民族化问题——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郭沫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体现在他的史剧理论上,就是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而他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又丰富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不打算涉及这些理论见解的形成过程,只着重就它的主要观点及其内在含义,结合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作一些探讨。     

试论郑伯奇的小说创作

创造社主要成员、现代作家郑伯奇(1895—1979)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他赴日留学,主要“想学习些科学知识”,为振兴中华尽力。他终于会走上“五四”新文学道路,则是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的“引进”。起初,他写作新诗,继而开始了小说和戏剧创作。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接着,又在《创     

关于《铸剑》的主题、人物及其他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对它的各种评论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在我认为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观点。如:有的认为作者所热烈歌颂的那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缺乏健康的战斗的乐观主义色彩,反映了鲁迅前期思想上的局限性;有的认为《铸剑》是《故事新编》中仅有的一篇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作品,从而否定其他各篇是历史小说;还有的认为《铸剑》的主人公是眉间尺,而不承认宴之敖者也是作品的主人公。近年来,一些评论者力图正确地阐释《铸剑》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没有完全一致。     

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读《新文学的心理分折》

最近读了李继凯同志的新著《新文学的心理分析》(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仿佛我和继凯之间进行了一次不拘形式的关于新文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 这部新著的封面上有几行醒目的题词:“生命之迷与文学之谜,对人类具有永恒的魅力。只有新的生命,才能孕育新的文学;只有渴望和追求,才能创造新的生命和新的文学。”为了解开“生命之谜”与“文学之迷”这个带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继凯从心理学、生命哲学、文化人类     

一部深沉的小人物的悲剧——读《寒夜》随想

一四十年代,英雄悲剧型的文学创作以它特有的思想、艺术力量震撼着文坛。这种悲剧描写的往往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或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拖延社会发展、尚未十分衰弱的垂死力量常常压倒代表社会前进方向、尚未十分壮大的方生力量,并残酷地把它们毁灭。而且,这种悲剧多以英雄人物、爱国志士为主人公,通过大开大阖的故事情节深入地揭示他们进步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和美好     

艺术手法与戏剧技巧——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札记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戏剧文学是戏剧演出的基础。比起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戏剧文学是一种最讲究集中、最讲究效果而且最富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因此,从事戏剧创作的人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戏剧技巧,不能不格外注意并照顾到它的独特的个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着重就郭沫若历史剧中几种常用的艺术手法及其     

《女神之再生》和《补天》的比较研究

我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1921年元月作)和鲁迅的《补天》(原题为《不周山》,1922年11月作)这两篇都取材于女蜗炼石补天的传说而形式不同的作品,作一些比较研究,一则探讨一下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二则借以说明目前文学创作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一)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时代、民族、阶级以及文学传统的影响,赋予他们以共性;但他们     

郭沫若旧体诗词浅说

本文认为旧体诗词在郭沫若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就郭沫若的旧体诗词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指出郭老旧体诗词风格上的雄浑与冲淡并存。     

进一步坚持和发扬汉唐气魄

具有三十年刊龄的《人文杂志》进入新时期以来,以新的风姿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