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灿烂千阳

玛丽雅姆是娜娜和扎里勒的私生女。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扎里勒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拥有一家电影院。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整个思想界和研究界的关注。文章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状况,综合已有研究,梳理出两个基本研究方向——城市融人和返乡调适,从研究起点、主要判断、行为特征、社会后果诸方面刻画两个方向的基本特点,发现导致分歧的是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同理解,而如何理解城乡二元结构,则关涉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发展判断和价值选择。文章认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首先把握住其背后隐藏的模式之争,才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距离 (socialdistance)的概念 ,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 ,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 ,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 ,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 ,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 ,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 ,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本文对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新一代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     

基层暴力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文化因素的消极行动——"忍",常常伴随着积极寻求纠纷解决的行动,反映出被忽略的"实体性需求"。随着基层纠纷解决过程向后推移,当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失效情形时,往往会激发产生针对纠纷解决第三方的"伦理性需求",个体性怨恨跃迁为对解决机制及背后权威的怨恨,而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渐进过程,也正是新的怨恨加强的过程。这构成了当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刑罚可以压制实体性需求,但伦理性需求并未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到来而疏解。丧失对所有经历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的信任,人们可能退缩回个体独立面对强力社会的世界里,而寄希望于忍耐、权威的保护或者依赖强力,从而导致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现实利益冲突引发的实体性需求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能阻止个体化的怨恨跃迁为对各种体制的怨恨,从而阻绝人们理性地选择看似非理性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