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档中有"土地债务类"一种,档案件数多,内容丰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清代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就个人所知,略作论述.     

《中国社会史论》笔谈

由周积明教授与宋德金编审主编、郭莹教授副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卷 ,1 2 0余万字 )被史学界推为近 2 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 ,是“当代新史学思潮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 ,学术界反响热烈 ,本刊特约几位著名学者以笔谈形式谈谈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喜读《中国社会史论》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开拓之作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

本文旨在利用召见史料及从召见的角度研究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特点及朝政史.可以认为,道、咸二帝均为勤政之君;道光帝有政治主见,而软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振作有为;咸丰帝性格较为活泼、好学,然专心致志不足;由召见的谈话内容发现,道、咸施政受客观环境限制,并进而认为皇权有其制约因素,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对国家、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后人应当认识到这一点;清朝皇家"勤政爱民"的家法(形成传统),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康熙帝经营黑龙江与瑷珲三题

康熙帝为稳定边疆、安定边民,反击、防御沙皇俄国侵扰,于康熙二十二年特设黑龙江将军,并将衙署建在位于黑龙江岸的黑龙江城(瑷珲).随之加强黑龙江地方建设,派遣驻防军,先后筑城黑龙江、墨尔根(嫩江)、卜魁(齐齐哈尔),设置多条线路的驿站,派督耕屯田,设立官学,移民实边,使得黑龙江(主要是瑷珲、墨尔根、卜魁)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在此基础上,以黑龙江城为前沿基地,两次向俄军盘踞的雅克萨城发动进攻,掌握了中俄关系主动权,建议举行中俄边界会谈,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自此东北边疆出现百年和平局面.     

中国宗族的历史特点及其史料——《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序言

中国宗族组织经历大众化过程,宋代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它是家国一体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基础。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其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作为民间组织,反映成员诉求、关注成员生活,它的宗法性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选辑资料取材于清代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清代宗族史的文献,也部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有关图籍。图书文献包括实录、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等各种类型,尤以族谱为主体。选辑汇录的宗族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二是官方有关宗族的方针政策文献与民间宗族活动文献的结合;三是资料拥有量比较多,约有200万字。这是就宗族史研究而言,同时对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有特殊意义——为勾勒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它还能为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料,意义不凡。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

建设当代中华文化 ,必须充分考虑她的社会因素 ,利用各种文化资源。 2 0世纪是人类社会制度实验及文化批判的时代。在对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作回顾和反思的时候 ,我们认为应当尊重中华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抱理解、说明的态度 ,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与无益因素 ,努力挖掘其积极成分。同时要善于利用当今的各种文化资源 ,特别是社会渐进论者的国学、国粹派儒学资源 ,新儒学资源 ,民间文化资源 ,海外华人文化资源和本土化前提下的借鉴西方文化资源。     

论历史上爱国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论历史上爱国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冯尔康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有个形成发展过程，它的内容不断拓宽，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凝聚力，激励人民为捍卫民族国家而奋斗，是我中华立足于世界的思想保障之一，也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内容。在历史上，爱国主...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