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章太炎与西南军阀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从辛亥前夕起,他与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密切关系。他一度是革命的领袖,与孙、黄并称;晚年则落在时代潮流后面,成为拉历史倒车的人物。一九一四年以后,章太炎渐渐脫离政治,但其间也有变化,袁世凯死后,章捐弃前嫌再度与孙中山合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因而与西南军阀发生了关系。第一次护法失败,在五四运动革命潮流滚滚向前之际,章的政治态度从反对军阀割据转向拥护军阀割据,鼓吹“联省自治”,进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显而易见,一九一四年后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变化和     

全面研究贵州佛教史的开拓之作——王路平教授《贵州佛教史》介绍

贵州佛教史的研究,先前只有陈垣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一种,并不完备。王路平教授所著《贵州佛教史》,可说是全面研究从西晋至民国期间佛教在贵州传播的开拓之作。此书将佛教在贵州盛衰的过程置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展开,既有广阔的视角,又精细地分析了因地域、民族、民俗的特殊性而形成的贵州佛教的众多特点,且发掘出一批灯火相传的佛教思想家。作者还将“史”的结构与“志”的写法结合起来,使全书闪现出思想文化的光彩。     

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无法解释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

近年来论述“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多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主张“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要用异化来“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所谓“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这就涉及到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性和人的异化? 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封建神学家、资产阶级学者搅得混沌不清的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揭示出,人类历史     

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旗手,是具有世界声望的一代伟人;黄兴长期以来作为孙中山的助手,追随孙中山,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创立民国的斗争中以及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孙黄”并称,成为美谈。然而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逃亡日本,围绕着“宋案”处理、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追究以及中华革命党的成     

孙中山给贵州省议会的一封信

去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贵州近现代史资料时,发现该馆藏有《贵州实业杂志》第二期一册(一九一三年二月出刊),上面载有孙中山给贵州省议会的一封信。此信为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年版)、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成都近芬书屋一九四四年版)以及最近台湾所出《国父全集》所未载;《贵州实业杂志》目前我省图书馆、档案馆也未曾发现。这封信不仅补充了过去孙中山文集著录的不足,而且也为考察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至二次革命前的思想提供了一份足俾资信的材料。从这封信中,还可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贵州的政权虽然被宪政派、耆老会、地方团练勾结唐继尧为首的滇军所颠覆,但革命毕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至贵州这样的偏僻省分,也出现了集资兴办铁路的要求。《贵州实业杂志》刊载的这封信以《上海中国铁路总公司致省议会函》为标题,信末署名孙文而未署年月,根据当时情况及信中内容来判断,孙中山写信的日期当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他组成中国铁路总公司并就任全国铁道督办以后至一九一三年二月赴日本考察之前。从信件的口气中也可推断,贵州省议会大概曾探询过修筑铁路等事项,孙的信应为复函。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终于取得了推翻专制帝制的胜利。但是接踵而来的,便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大官僚、大军阀代表人物     

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看陈云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一份经陈云本人认定、由他本人起草的文稿.它忠实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旨,即解决红军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忠实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提纲>既为遵义会议留下了一部可靠的信史,又体现了陈云革命的坚定性和原则性.     

关于《百年家族·张爱玲》的问答

刘：专著《百年家族·张爱玲》读了两遍，深感它别开生面，富有开创性，文笔精采飞动，饶有兴味，可读性与学术品味兼具。读这样的书，既是一种轻松的精神享受，又能触发对历史的深思。我想，它之所以能收到这样的社会效果，恐怕是您选择了“百年家族”这样的角度来研究张爱玲所致。这样写法，使读者既能深刻地解读张爱玲，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传主所处的特定时代。正如您所说：“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一个家族的百年史就是浓缩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但由于本书的体裁所限，您不可能在叙事中更多地正面畅论有关研究家族史的一般意义。所以，我很…     

张之洞与张謇

毛泽东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①张之洞与张謇同为中国兴办近代企业的先进,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两人有不算平泛的交往,政治观点却有同有异,办厂的方针方法更有较大差别.对两人作一点对比研究,可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了解.     

1902——1905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在贵州、云南的活动

1902——1905年遍及广西全省的会党起义,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斗争。起义军的活动越出广西,远至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其中一部还跨海进入海南岛。起义军向外运动,曾引起清政府的极大忧虑。1903年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曾忧心忡忡地上书说:“粤匪再溃裂四出,防剿两难,发逆之祸,殆不旋踵。”两广总督岑春煊更直截了当地说:“此匪再溃裂四出,天下事尚可问耶!”但是,使清政府“日夜忧惶”的会党起义仍迅猛发展并一再扩展到邻近省区,     

从马克思的“超越“论看孙中山的“避免”论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即是: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产生贫富分化等弊病,为避免社会革命发生,中国的革命必须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中国的社会革命可用和平手段实现.对孙中山这一思想,历来评述者认为是一种主观的社会主义,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甚至是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