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贵州军政府组织机构考

关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４日辛亥革命过程中成立的贵州军政府组织机构，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等著述称：“军政府合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都督府设参谋。副官两处、军政、执法两部。行政各部，曰民政、曰财政、曰学务、曰实业、曰交通。枢密院设秘书厅”。“公推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副之。”“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行政总理周培艺”，等等①。据此，辛亥贵州军政府枢密院只是一个议事机关，相当于议会。而“行政总理”直辖民政、财政、学务、实业、交…     

也谈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和责任

援川、援黔是辛亥云南起义后,以蔡锷为首的滇军都督府相继采取的两项重大军事行动。其结果,在四川残杀了同志军,在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应该予以否定。对此,学术界尚无多少分歧,本文亦无须赘述。目前,争议较多的问题是,究竟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是什么?蔡锷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笔者不避孤陋,谈点自己的看法。(一) 关于蔡锷派滇军援川援黔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蔡锷是替立宪派争夺地盘,割据西南;另一种认为,蔡锷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是“北伐过程中,形势发展所造成的”。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有不足之处。对前一种看法作如下商榷: 其一,这种看法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萧子有《贵州自治学     

戴堪、任可澄与护国运动

戴堪、任可澄是参与发动和领导护国运动的两位重要贵州籍人士.但由于他们都是在思想政治上追随梁启超的进步党成员,加上辛亥贵州自、宪两党的宿怨,所以过去对其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或被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甚至被随意歪曲、否定,这实在是很不公正的.今天,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史学界对梁启超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已逐渐重新认识.因此,对戴堪、任可澄等人,也应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欠妥之处,敬祈指正.     

中法战争的妥协派——唐炯

唐炯,字鄂生,贵州贵阳人,1829年4月24日（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北省天门县。其父唐树义官至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北巡抚和二品顶戴补授湖北按察使等职,曾率兵在湖北黄州、武昌、汉阳等地与太平军为敌而被杀。 唐炯继承父志,亦与农民起义为敌。1855年夏,唐炯在成山守制时,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反对清王朝,他即效法曾国藩,呈请官府批准创办团练,名“忠孝团”。团分十二局,每局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贫者出人出力,富者出钱出粮;选择其子弟之壮健者数十人,勒以什伍,教以击刺;购置枪炮、火药、刀槊、旗帜,各存于局,听候唐炯总调遣。1856年初,成山附近巴香汛少数民族龙丹山起义,唐炯一面调其团练沿贵阳城外南明河岸防守;一面亲率五百人,配合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所率兵勇进攻巴香义军营垒,迫使义军撤退。 1859年2月,唐炯署南溪县知县。10月,云南昭通李永和（李短鞑）、兰朝柱（兰大顺）、兰朝鼎（兰二顺）起义。唐炯又令南溪县“四乡备器械,联保伍,练丁壮”;“城中适中地设城防局”,“富者捐资,贫者出力”,昼夜严密防守。并亲率练勇八百人主动攻击李、兰义军。历时八、九月,“野处露宿”,“扶疾行军”,“患疫痢几殆”,仍“每以孤军独     

■■郡与贵州建省

汉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⑦郡管辖地域有较大扩展。成帝河平二年(前2 7年)十一月,因“夜郎王兴(又写作‘歆’)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⑧太守陈立奉命捕杀了夜郎王兴,镇压了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的叛乱。于是夜郎王国被取消,改为直接隶属于郡的夜郎县。郡权限再次扩大。东汉桓帝时(14 7- 16 7年) ,郡人尹珍(字道真)“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⑨这是中原文化向现今贵州地域传播的较早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36 1年间,国家分裂,地…     

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们探讨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情形,对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由于僻处西南腹地、交通不便等原因,近代贵州在对外交往方面,远远落后于沿海及交通便利的省份。从一八四○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帝国主义已经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贵州却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除了部分早已进入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引起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传教与反传教的纠纷(当时称“教案”),和为数极少的英国、荷兰、法国商品,通过中国商人间接输入贵州外,贵州与     

咸同贵州农民起义研究概述

咸同贵州农民起义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又是近代贵州史上最辉煌灿烂,引人注目的几个课题之一。如果以一九四五年范文澜在延安草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太平革命的余波”,“苗族起义军”一段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上的第一个研究成果,那么,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如果把清末和民国年间撰写的其他著述、资料都计算在内,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     

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些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开始冷静而理智地看待入侵者的“长技”,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口号,认真学习、了解和介绍关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新文化、新知识,以便从中找到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秘诀。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些披蓁辟莽、不畏世俗羁绊、敢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是“先进的中国人”和“求进步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