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

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如果对于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杜甫作些研究,找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解剖一个麻雀,再由此而进一步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会有点眉目吧! “诗圣”一词,不过是说杜甫诗歌达到了最高成就的意思。就好比唐朝人把张旭叫做“草圣”、把李思训叫做“画圣”一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草书和绘画分别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分别称之为“草圣”和“画圣”;这与儒家所谓“圣人”毫不相干。郭沫若同志为成都杜甫草堂所书楹联,不是也有过“诗中圣哲”字样吗?十年浩劫期中,扬李抑杜的声浪,一时高涨,郭沫若同志未能免俗,写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杜甫作了一些过分的歪曲,学术界已有辨正,这儿不再细说了。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比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略论古代情诗的政治寄托问题

古代情诗的政治寄托问题,一向就搞得比较混乱。其中,有些作品是确有政治寄托的;有些是介于疑似之间,不能确指的,有些作品本来没有政治寄托,是被后来人牵强附会地强加于作者的。“四人帮”变本加厉地给一切情诗戴上政治寄托的帽子,流毒很广,歪曲了许多古代作品,必须给以批判,从而实事求是地恢复古代情诗的本来面目。     

胡祗遹诗文中的元初戏曲史料

胡祗遹是武安(今河北武安县)人,生于金亡前八年,卒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十七岁。从事“伊洛之学”,喜爱新兴的诸宫调和杂剧。钟嗣成《录鬼薄》把他列入“有乐章传于世”的“前辈名公才人”中,但文学史家对他很少论及。原因是封建文人轻视民间文学,从而轻视关心戏曲的作者,以致他的遗著不为人所注意。如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撰写《四库全书提要》的“馆臣”们,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的“提要”中批评胡祗遹不该写那些有关戏曲的文章。他们说:“以阐明道学之人,(?)媟狎(?)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潛者。”因之,《紫山大全集》不受重视,很少流传。其实,胡祗遹不轻视戏曲演员,正是他的进步之处。从《永乐大典》辑録出来的《紫山大全集》中,所保留有关元初戏曲的诗文,是元代戏曲的最早史料,十分可贵。     

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

由于学术讲究领域长期存在“抑韩扬柳”倾向,有些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政治上的保守与进步两大势力的代表,再从而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与唯物两种倾向的代表,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最好的办法,是对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笔谈

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一辩 李敬敏(中文系教授) 前几年有人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倡导的革命功利主义极力指责和非难,认为“片面和狭隘”。对此、应该为之一辩。 的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是毫不讳言地提倡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     

韩愈、柳宗元的评价问题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人们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常常不符实际。有些人扬韩抑柳,也有些人扬柳抑韩,而且抑扬得离题甚远,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时的评论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就只能从个人的好恶和偏见来评论韩、柳。我们对于这些评论不必苛求,但也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建国以来,人们对韩、柳的研究和评论不算太多,而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