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论侦查监督的程序保障

侦查权的积极主动性特征决定对侦查权的行使必须进行有效制约,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监督机制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从而显得监督力度不够,不能有效防止侦查阶段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公民合法人身权利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国的侦查监督有必要从程序的角度加以完善,这包括对强制性侦查行为实行事前的审查批准、建立起有效的权利救济与人身保护制度、明确非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     

程序视角下的刑事证据概念

传统证据学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过于关注证据的实体属性 ,忽略了证据概念的诉讼性和层次性特征 ,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现代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建构。笔者主张在我国基本诉讼体制下 ,以诉讼主体、诉讼阶段为标准对证据概念进行层次划分 ,将证据划分为审前证据、审判证据与裁判证据。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

基于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2012年刑事诉讼法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和警察出庭作证等方面,对1997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基本上建立起了体系较为完备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从有关证人出庭的各项具体规定来看,仍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消弭修正案在提高证人出庭率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应当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证明责任可以分为实体层面的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的证明责任。以此为依据,法官行使证据调查权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证明责任的表现,而是一种职权行为,因此应当符合程序中立原则的要求。为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偏见,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应当受到严格的程序制约     

论“一元侦查机制”下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立案侦查是国家对职务犯罪行为启动追诉程序的标志,而侦查管辖权的归属则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一元侦查机制”在借鉴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制度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的困境予以彻底破解.该机制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及其牵连案件的管辖权归属,将地区管辖的标准回归到刑事诉讼法的犯罪地原则,将原本模糊的级别管辖标准清晰化,将指定管辖规范化并赋予犯罪嫌疑人以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刑事审判合议庭运行机制问题研究

合议庭是我国刑事审判的基本组织形式,与独任制相比,合议制能最大限度地克服法官个人认识能力的缺陷,抑制个人主观偏见,在案件审理和裁判中发挥民主决策的优势。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合议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权和裁判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前司法改革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理顺合议庭、审判长、院庭长之间的职权分工和责任承担,建立专业化的监督、指导机制,细化合议庭运行规则,完善绩效考评机制是促使合议制在刑事审判中发挥实质作用的主要途径。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