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为何不导致城市化--江苏省城市化滞后原因实证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原因.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至少在工业化前期,它的许多后果是阻碍城市化的.本文考察了工业化在我国产生的两个后果转移劳动力的地位刚性和家庭经济影响迁移行为,并用江苏省的数据验证了如下假设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受到社会结构和家庭经济的压抑.     

制度创新与中国的城市化

现行城乡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当前我国各种制度安排均建立在农村居民直接依附土地的条件下。产权制度以乡村土地联产承包制和城市现代企业制为基础 ,共同的问题是存在产权虚置问题 ;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于控制城市人口的需要 ,目前已经演变为治安管理制度 ;就业制度由于属地化管理的原因 ,执行中必然存在着对乡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 ;行政管理制度正在完成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的过渡。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制度因素的强烈影响。据此本文提出重新界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议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管理困境与出路——定县(定州市)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

中国农业社会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乡村管理制度,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历史阶段,乡村的管理都不是显性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丧失,在乡村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以前,乡村社会的管理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先,农业财政地位大幅度下降使传统社会的"体国经野"行政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乡村行政陷入困境;其次,乡村组织程度滞后造成了乡村法制困境,乡村人口流动造成了乡村法治困境;第三,社会结构转型导致资源"城市化",使乡村精英趋于流失,乡村财政趋于枯竭,乡村自治也陷入困境。这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机制正在"必然地"显性化乡村管理问题,我们必须探索非市场手段使乡村管理走出困境。     

“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定县再调查告诉我们什么?

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调查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调查结果,对于中国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理论与政策的建立和检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社会转型不同阶段上社会事实的差别性使得以往的理论极有可能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启之时,我们再次对定县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并用实地资料来检验新的理论假设,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我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有赖于国家行动,必须通过国家行为引导新的农业制度,形成新的国家农业体系,来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

文章通过对中国80年三农问题研究结论的分析,并通过两次定县调查两个时点的比较,得出结论:农民贫困是先赋的而不是自致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相对贫困是结构性贫困。社会转型具有相当长的周期,农民结构性贫困现象也具有长期性。只要这个转型没有结束,城乡差距就不会消失。当农业成为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农民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时,乡村问题已经不能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通过市场规律解决,有效的手段是直接的帮助。由此,要强化社会管理,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