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文化的远古溯源──远古时期“长三角”文化研究综述

根据考古材料,专家们对南京汤山和太湖三山岛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细致梳理,刻画了远古"长三角"地区人类生存状况以及人类迁徙的大致轨迹。学者们对"长三角"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形成共识,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其它年代较远且影响较大的有苏州草鞋山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目前学界对"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的表述不一。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后出现的"南京湖熟文化"和"上海马桥文化"与商周时期作为"长三角"主体文化的吴越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有关这两种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见仁见智。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论战国时期的吴地

本文论述战国时期吴地入越、入楚及战国时期黄歇治吴从而为江南地区的复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指出在今日的苏南和上海地区留下的诸多烙上了"黄"、"申"等黄歇个人印记的地名、河道名等,反映了人们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与评价。     

春秋“吴都”之争与苏州古城的历史地位

苏州古城"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学术认定体系2000多年以来,经历代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学术体系认定,吴地春秋历史遗址包括:"吴都"(吴大城)——苏州古城、春秋时吴国所建"离宫"——"木渎古城"及拱卫吴都的军事城堡——无锡"阖闾城"、昆山"南武城"等。这一学术认定体系的核心要素为经《春秋经》《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等多部文献记载且为1957年起的多次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再探——兼及楚平王嫡孙熊胜与“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的动因

本文对春秋时期吴、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熊胜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位由伍子胥带到吴国、并由伍子胥抚养长大的楚平王嫡孙,对其生长环境、个性形成对其后对楚国的政治影响等作客观分析。同时,对与熊胜密切相关的吴、楚百年战争的最后一战——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在分析和推测时,亦指出这场战争与楚国惠王时的白公之乱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战争的原因则极可能是:吴国与熊胜共同演出了一出政治双簧——吴国以发动战争并以自己的失败给熊胜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从而以协助制造楚国内乱来破解可能出现的楚、越夹击并减轻楚对吴国的压力等。而熊胜则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故需要一个进入国都以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而吴国人送给他的这场胜利,则满足了他的政治需要。正是在吴国谋略与熊胜阴谋的交互运作下,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上的白公胜之乱,亦由此而生。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