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性别与空间:民国时期崇洋消费文化的生成与传播

崇洋乃是民国时期消费文化的根本特质,其生成与传播至少可从阶层、性别与空间三大维度进行解读.社会中下层对中上层消费示范的模仿与僭越,导致崇洋消费突破社会区隔而实现阶层之闻的传播;中上层女性和边缘女性对时尚的追逐和引领,则实现了崇洋消费在女性群体中的广布,形成于沿海都市空间的崇洋文化,亦可借助人口流动等因素而蔓延至内地城市和乡村.     

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

南京十年时期,商人罢市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之态势.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有无罢市之举,主动抑或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特异性之标尺.     

马寅初"统制经济"学说及其历史语境

马寅初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系统地提出了统制经济学说,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有限统制。此种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其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国际上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以及对日本入侵的因应。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

民族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趋同与背离,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此一悖论性关系在学生国货年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赋予学生消费行为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其消费行为政治化与道德化,乃是运动期间舆论宣传基本的话语策略。运动经济绩效的有限性,表明学生民族主义难以超越消费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强力约束。而近代青年学生的消费风尚,实质乃是近代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及其男性气质与新兴社会精英的消费示范等诸种因素合力建构的必然产物。     

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各界民众掀起规模颇巨的经济绝交运动。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不如上海等地激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津商与其他抗日团体之间,趋同与离异并行不悖。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只有体悟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特殊境况,方能理解其悖论性表现。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     

“时代错误”抑或“国民先导”：五卅运动时期的马寅初

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抵制英日货物,乃是五卅运动的核心内容。基于对＂三罢＂策略之实际危害的理性预期,马寅初极力反对之。他区别对待经济绝交与抵制外货,认为在中外经济紧密关联与发展失衡的双重约束下,鼓吹经济绝交显系自不量力,而抵制英日货物则可实现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对运动策略的现实主义考量,既彰显出马寅初对国家利益的深度关怀,又与民族主义动员有悖。精英理性与时代主潮之间的紧张,始终是民族主义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     

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

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