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论杜国庠与河上肇

<正> 杜国庠和他尊为先生的河上肇,都表现了世纪初追求进步与真理的一大批东方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是通过追求真理的学术实践,并看到世纪初劳苦大众的贫困与苦难,而开始了对新世界和新世纪的憧憬和追求。     

论方以智"粤难"的性质——兼论曾灿为大汕所作《石濂上人诗序》的文献价值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考证出僧人无可(即方以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时在金陵,并等待郑成功舟师大举入长江之事.在这一发现启示下,文章欲考证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复明运动"中之所谓"粤难"这一重大悬疑问题.考明遗民曾灿之<六松堂文集>卷12有<石濂上人诗序>,其重要内容在传世<离六堂集>所载序文中被删除,如删除之"无可大师近以文字几罹不测"一语,即表明方氏"粤难"系一早期之"激动中贵人",亦即牵涉黄门宦官发案之文字狱.从而,以新见材料的考证,推进了方以智"复明运动"这一难题的研究.     

论敦煌的士人画家作品及画体与画样

长期以来,在敦煌美术史的研究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敦煌的壁画是工匠所为,绝不是名家所作。本世纪40年代在敦煌临摹并研究数年之久的大画家张大千先生,却对此说法提出质疑。早在1944年即指出,“唐宋画家必画壁”,并相信在敦煌亦“必定争着聘请高手来做这种工作”。     

敦煌科举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

我们可以把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源分为两大组。一组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如S．4473等写卷。另一组则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如P．2617号、P．2488号等写本。故察证明,敦煌所出的一些儒学经书实际上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文章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我们看到,对敦煌文书在中古沙州社会中功能的探索,对于研究敦煌社会史大有裨益。     

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

文章讨论了十六国至隋时期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六组祆教画像石,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祭祀类与盟会类.从风格上分析,它们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粟特画派和于阗画派有关.中国的礼制艺术,能够吸纳外来的祆教艺术,而这一点,亦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及中亚文明的互动.     

一部大长志气的好书──读《广东通史》古代上册

一部大长志气的好书读︽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姜伯勤１９９６年４月，方志钦、蒋祖缘二先生主编，汪廷奎先生任分册主编，杨式挺、汪廷奎、李庆新、许宁英、何维鼎、陈摩人等执笔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了解国情乡情增长爱国主义见识的...     

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

一引言饶宗颐先生,宇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出生于广东湖安。16岁时,以一首优昙花诗震惊四座,成为名闻遐迩的才人。今天,作为一位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典文学家、书画家,选堂先生已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宗颐先生早年受到法国汉学界领袖人物戴密微先生的推重。     

史与思

姜伯勤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学术建树和学问人品深受学界推重。本篇访谈围绕其早年成长和此后治学的人生经历展开忆述,希望能在如何树立学术信念、坚守学术伦理、培育学术素养、夯筑学术基础、开拓学术视野等方面对青年学子有所启迪和裨益。     

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敦煌石室文书自一九○○年发现,迄今已经八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爱国学者曾经以悲愤的心情说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回顾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库车和敦煌等地文书的相继发现,一再轰动了国际东方学界。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清季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这些文书却遭到了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大规模劫掠。就中,沙皇俄国扮演了一个十分贪婪而又阴险的角色。一八七九年匈牙利人洛克齐的敦煌之行,一般被认为是外国人觊觎敦煌文物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