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

以往,研究者习惯称六朝为个性解放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来观照此期的婚恋小说,而忽视了礼法观念与婚姻制度等诸多社会思想文化的作用,有失偏颇。六朝的婚恋小说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及其诸多特点的形成原因。     

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

中国的现代小说观萌生于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晚清留学生对此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域外的学习过程中,留学生的文学观念受到来自异邦的冲击与影响,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即率先在他们中萌生并得以初步成型。由于受到政治因素、传统小说观的惯性影响以及对域外小说观的接受程度等诸种条件的限制,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小说观的早期建构呈现出新旧杂陈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     

从语体革新看晚清文学变革的两难处境及其转向——兼及晚清文学的评价及定位问题

出于通俗教育的需要,简易文字与言文一致的改革思想在晚清被提出,但其前提则是不能动摇传统文学文言语体的根基。然而实践操作过程中,文言不仅遭到严厉批判,丧失权威性,而且还培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白话,甚至废除汉文的极端思想也因此滋生。为遏止此种发展趋向,语体革新的早期倡导者纷纷回转,抵制文学俗化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晚清后期文学因此整体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既有承续,也有疏离一面,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现象。     

王国维“造境”、“写境”本源考实--兼论“境界”说的概念使用特点及理论建构模式

在王国维之前,“造境”与“写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使用虽不很普遍,但意指虚构与写实两种不同创作风格,却是十分明确的。王国维揭出这对概念是为了对接与证解西方文论中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这是典型的“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法”,或者说中西概念的互相参证。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王国维使用的“理想派”、“写实派”及其相关概念是西方最一般的美学理论,与叔本华或席勒的美学不存在直接关系,那种将“境界”说与叔本华或席勒美学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境界”说亦中亦西的概念使用特点与理论建构模式,是晚清西学“格义”的直接产物,也是晚清文论转型与理论重构的一个基本特点。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驳王绩非隐士说

自清纪昀断王绩不应列入《隐逸传》以来,在后人的不断论证下,几成定论。虽然也有人对这种观点的论据多所否定,但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威胁。文章在对前人观点作细致考察与辨析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形与王绩的思想、行为,从而认定两《唐书》将其列入《隐逸传》是合理的。     

《新小说》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考辨

《新小说》是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要深入研究《新小说》,必须对各号出版日期及其延期原因,关于《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予以考察。根据第一手调查资料,文章对《新小说》的出版地点、出版日期及停刊原因等问题重新进行了一番考订,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明清时期民众运动与小说关系之互动——兼论晚清以降“新小说”运动的传统动力

明代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在民间广泛传播,使民众运动在思想资源、斗争策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层面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官方在平叛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小说"诲盗",从而导致小说禁毁在明清两代趋于法律化与常态化。而一些有识见的官员与士人则从中看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改过去鄙弃小说的态度,积极参与小说的批评与创作,试图将小说创作引入封建伦理思想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双重作用力的影响下,小说创作发生相应变化,往日的艺术活力日渐销蚀,走上了庸俗化的发展轨道。迨至晚清,维新人士在民众运动的潜在影响下——基于传统小说负面效应与巨大魔力的历史记忆与想象,加之域外小说"正面效应"的直接刺激,发起了"小说界革命"运动,开启了中国"新小说"的纪元时代。民众运动与小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明清时期小说发展演变的重要特点,为其他民族国家所罕见,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义和团事件与晚清神怪小说创作的衰落——兼及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的消解

义和团事件的发生,人们普遍注意到团民的行为方式与神怪小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致使在事后反思中,神怪小说被认为是导致庚子惨祸的主要动力来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禁忌＂语怪＂的风潮。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神怪小说的创作迅速走向衰落,而以往小说盛行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也在无形中渐趋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