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和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党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的改革。在上层建筑的改革中,必然要涉及到社会意识领域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探讨,以便从积极的方面,促进体制改革的发展。社会意识乃是由社会心理、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理论形态的学说、观点这几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不同层次内容组成的有机系统。这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或因素,各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自觉地运用它们的各自特殊作用,并使之相互配合,发挥共同的作用,才能实现其促进改革发展的总体效能。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从人治到法治: 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或实质是法治, 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它的根本内容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从人治到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发展。     

论《老子》政治哲学的辩证法

《老子》一书之所以在政治思想史上产生长久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书中通过简明的哲理阐述,给人以政治哲学辩证法--政治智慧的启迪.这种高明的政治智慧主要是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谦恭可居上位,治国大事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切记不要锋芒毕露,等.这些思想虽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就其思想的深刻性、对问题分析的尖锐性而言,是有宝贵价值的.     

清末立宪运动: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肇始

戊戌变法后,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原有的一些维新派演化为立宪派,他们所发起的立宪运动,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方面,产生过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起了思想奠基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清末立宪运动,是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肇始。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概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系统论证的最早文本,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原初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精髓看,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义概念时,始终围绕着“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问题展开,私有财产是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把钥匙。从批判建构看,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私有财产理解为物质的财产,采用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私有财产,本质上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真正内涵。政治共产主义超越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但它遮蔽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而且是私有财产历史运动基础上的积极扬弃。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

“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常用的范畴.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其含义和本质的看法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作细微的研究.     

论胡适政治哲学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胡适是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一个学者型的政客。他一再表示“不谈政治”,可是终生都没有离开过政治;他始终以超党派人士自居,但是在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大潮中,他的政治立场却是明确的;他几度下决心要关起门搞学问,但总是经不起现实的刺激,而一再投进政治漩涡。总之,他终生都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胡适对政治的这种兴趣又有其特殊之处,从而使他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人物。对此,他自己有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表白:“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应当如何理解胡适的这个表白呢?如果从胡适的一生来看,他这里所说的对政治那种所谓“不感兴趣的兴趣”,实质是一个学者对政治的特殊兴趣。具体来说,他想尽量摆脱现实的政治活动干扰,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关心政治。由此,也就形成了胡适一套特有的政治哲学,而这个政治哲学的基础,则是在他全部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