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无关联?何种关联?这是我国自1984年迄至当前在理论和政策方面争论激烈的大热点。本文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略陈鄙见,以供参考。     

皮古(A.C.Pigou,1877～1959)

皮古与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1920年)是皮古最主要的著作。这本书第一次为经济政策这门科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经典经济学代表著作只用很少篇幅来讨论经济机构的纯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问题,这部分是在最后分析自由放任经济体系应在哪些方面受到限制时谈到的。席几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存在着分     

试论价值规律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经济中的作用

人民公社的成立使我国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生产关系万面,农业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农业合作社时期仍然存在的某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在消灭中。在分配方面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生产经营方面,人民公社要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多种经营。在政治方面,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为既是基层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党和国家的领导加强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也正在进一步改变。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     

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与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1989年,我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8.7％,和亚洲“四小龙”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对付通货膨胀和推进价格改革,到1993年最迟1995年即可大功告成。本文试图环绕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问题,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具体说明我们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论证,那种认为我国总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经济”,并把1984—1988年的信贷膨胀判断为投资过多加上消费过多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国存在着发展生产的巨大潜力,1984—1988年的信贷膨胀,正好把潜在生产能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当时的信贷膨胀决不是1985年以来两位数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倒是当前大好形势的重大功臣之一。     

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四本书

如果福利经济学被定义为关于若干伦理判断经济含义的一系列命题,本文拟评论的四本书都是关于福利经济学的著作。作者中有些是当代第一流理论家,其中至少有一位对经济政策的拟订有广泛经验。因此,人们可合理地企望从这四本书中获得福利经济学最新和最可靠的材料。紧接着战后时期,曾是福利问题引起人们深切兴趣的时期。发表的大部分著作在形式上是非数学的,因而所有经济学家都能看懂。这个时期的结束,     

马尔萨斯与凯恩斯:一个再考察

作者认为,把马尔萨斯说成是凯恩斯先驱者的论点是可以商榷的。凯恩斯与古典派的重要差别之一在于对储蓄—投资机构有不同假定。从根本上来说,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经济学是“储蓄必被花用”理论,而这显然是与凯恩斯理论尖锐对立的。作者说,马尔萨斯的主要论点是“过度的”资本积累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不幸的是,在经典的古典派理论结构中,下降的利润率并不一定是一个扰乱均衡的因素。利率(现实表明它主要决定于利润率)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平衡,从而利率的变化仅仅改变总支出在消费与投资间的分配比例。作者在考察马尔萨斯关于政策的观点时,指出马尔萨斯与凯恩斯相同之处远较一般人所设想者为少。在凯恩斯《通论》的结构中,削减工资对增加就业量的直接效果是零;反之,马尔萨斯认为,通过削减工资可以最后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一个不加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就业仅是偶然现象,因此以生产出最大值的产品为目的,政府控制总储蓄和总投资是必需的。马尔萨斯则不然,自由放任是他的指导原则。     

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流转中投入的劳动的业绩进行核算,当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核算体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另一是西方国家采用的国民帐户体系(SNA).两者的根本区别是:SNA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指标的名称,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的劳务,而MPS体系的有关指标则只包括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所投入劳动的成果.从实证科学     

“帝国主义”:一个历史著述上的修正

霍布森和列宁的最大分歧在于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国内压力的性质问题。霍布森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列宁则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巳发展到最后阶段。霍布森证明,国内社会民主改良是必要的并可能消除“消费不足“的罪恶,从而使帝国主义成为不必要。列宁则认为它是不能改良的。斯特拉彻的《帝国的终结》企图证明,至少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适用于一切时期的一切帝国,所不同的只是剥削的手段。他认为,就1870年以后而言,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是正确的,即帝国主义是欧洲国家过剩资本的外在表现,就基本因素来讲,他倾向于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但他认为,列宁作为一个预言家就不如霍布森成功,因为他忽视了民主政治的改良能力已经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修正到这样程度,以致“帝国主义”和革命都成为不必要。“帝国主义”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依存于下述命题是否站得住脚:1870年后,帝国侵略新殖民地的动因是向落后地区输出国内过剩资本。作为经济史学家对此至少有三点怀疑。第一,他的直觉不相信有一个概括一切的历史公式。其次,他也怀疑把1870年后的帝国扩张跟早期帝国主义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个理论不符合1870年后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十九世纪早期,经济利益的需要不复取决于政治背景,到十九世纪未,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恰好颠倒过来;经济考虑已从属于政治考虑,国家安全、军事力量以及威信占居首位了。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运动已变成非理性的;在二十世纪下半期,产生帝国主义的普遍原因,不是资本家的有害影响,而应归囚于从过去遗传下来的它对群众的吸引力。     

关于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问题

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究竟只有一个:Ⅰ(v+m)>Ⅱc?还是必须有第二个:Ⅱ(c+m)>Ⅰ(v+m/x)或Ⅱ(c+m-m/x)>Ⅰ(v+m/x)?这是我国经济学界正在急诊的问题。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条件的有刘国光同志,主张必须包括两个条件的有实学及雍文远等同志。我认为,在某种前提或假定下,实现扩大再生产只需一个条件。但是刘国光同志的论据,正如雍文远同志所指出,则是不正确的;同样,雍文远同志的结论,只有在某些前提或假定下才是正确的,认为在一切场合,实现扩大再生产都必需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也有不够全面之处。Ⅰ(v+m)>Ⅱc 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是没有争论的。但是,Ⅰ(v+     

不平衡增长

如果平衡增长学说断言,不平衡必然延缓或阻碍进步,则是错误的。在一定场合,不平衡将是迅速增长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它的障碍物。过分强调平衡将引起停滞。初看起来,仿佛平衡增长依存于欲望的互补关系。然而互补关系可作为支持不平衡的论据。首先,互补是一个程度问题。其次,应按照事物关系的性质来区分各种互补关系。最后,还要把静态的互补同动态的互补区分开来。在一个发展中的企业社会,消费的互补关系对投资和进一步扩大生产会提供强大刺激,而这种刺激在完全按照消费者既定需求的充分平衡下将不存在。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平衡增长也能够实现一个大于平衡增长学说所能达到的增长率。只要(1)不可分割性是重要的,(2)扩建成本较大,(3)比平衡增长能创造更高收入,(4)能加强发明的动力和发明的应用;则不平衡增长是可行的。不平衡可以是增长的条件和刺激因素,不平衡不仅会促进增长,增长又会引起不平衡,两者的相互作用将导致积累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