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与“极端”——前期创造社“思想系统”简析

一前期创造社中没有谁自认过“异端”,只是说自己这个团体在当时的新文坛上是“异军苍头特起”。郭沫若例说过,新文学阵营“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瑞”。但这是意气相争的愤激之词,未可全信。不过,有一个情况却也是事实;创造社的崛起,不仅为新文学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生力军,而且,自此之后,原先相对来说还比较安稳宁静的文坛,立即变得多事起来。风波迭起,矛盾丛生。新与旧之间,新与新之间,固有的矛盾激烈化、表面化了,新的矛盾也接连不断地产生了。混沌初分,新文学战场上,便展开了一次次眩人眼目的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力资源分配的目的是实现运输供需平衡,从解决网络运能瓶颈与服务瓶颈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旅客平均等待时间,企业运用车组数,列车满载率等因素提出了高峰时段及非高峰时段网络运力资源分配模型,最后实例验证了模型在独立运行模式下对网络运力分配的有效性。     

赋的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纯粹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早期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当过清客,就是更早些的贾谊,一代人杰,也难以摆脱宫廷文人之讥,更无论扬雄、班固.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非常奇怪的文体——赋.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新颖的思路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 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 0 0 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新颖的思路和精深的阐发等特点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价值,为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一在为数已不算少的思潮史著作中,《主潮》一书之所以能新人耳目,首先在于著者依据自己对文学…     

近代思想与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原来国有的本土文化开始了一个相互吸取、融会、重铸的过程。近代以降,佛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更形复杂强烈,近代最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乃至社会政治活动家几乎无不与佛教保持了程度不同的联系。佛教文化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外在行为方式,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内在思维方式。 由于近代思想文化界自始至终都处在剧烈变动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简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两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关于文学史,是个热门话题。就我所知,仅这二三年内,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已达数十部,其中单是山东高教界,就有五六部之多。在这许多部新著内,由朱德发、蒋心焕等主持编写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明天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下称《新编》),是一部很有特色之作。 凡有志于重新编著文学史者,大都锐意进取,力图闯出个新路数,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结果又往往力不从心,憋足劲一跳,睁开眼看时,仍站在如来佛的掌心。比一比,同为自己所不满意的旧文学史并     

在精神生活的深层开掘——再论佛学思想对许地山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个佛学家的现代作家许地山,在创作中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个性特征。他不屑于对客观生活本体进行研究,而集中表现精神意识的变化流程。准确点说,这是一种“灵”的文学。佛教文化的唯识性和因明学,使许地山十分喜爱探视主体心灵在茫茫“苦海”中的每一点颤动。他追求的,未必是“灵魂得救”、心灵解脱之类,但略过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具体现象不谈,而去研究这诸般社会“实在因”对“灵”的触动、影响,则是事实。这就使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