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化到分裂——再论西山会议之缘起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对联俄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林森、谢持、邹鲁等中央执监委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担心他们会将国民革命路线化为乌有,遂制定了分化国民党左右派的策略.在实施"分化"中,鲍与这些被界定为右派的中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廖案发生后,鲍、汪执掌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为加速国民党的分裂,他们顺势将林、邹等人挤出广州政府."被排"的右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自行分裂中央,发起召开西山会议.西山会议的缘起是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执监会的核心组成--右派委员分化的结果,是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是右派委员与鲍罗延之间权力斗争的继续.     

试论建国初期中共的"运动治国"模式——以"三反运动"为例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在对国家进行社会整合中,尤其在法制体系尚未健全阶段,依旧沿用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极为成功的政治动员方式发起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本文试通考察三反运动的历史运作过程,以探寻中共这一"运动治国"的施政模式和内在规制.     

收益重组与秩序再造:建国初期的农村减租运动——以无锡为中心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解放之初的苏南地区,由于地权形态和政治状况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谨慎渐进的减租政策,对农村的土地收益权进行了调整,初步动员了农民,为之后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合理性”思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目前为中国最大的国营单位，人们称之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艘航母”。在21世纪的中国，这一特殊的群体被历史停滞了，他们的存在，以及使之存在的组织的存在与市场化了的中国似乎已格格不入。而面对现实的困境，他们的这一存在却仍在继续。兵团人对兵团和土地产生了怀疑，兵团戍边的基础也开始有所动摇。这个拥有250多万人的庞大组织究竟路在何方，发人深思。     

国民塑造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以修身科的历史嬗变为中心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中国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修身科应运而生。从臣民的教化到国民的培养,从个人私德的修炼到国民品性的完善,从传统的教化灌输到学生本位的课程教育,在修身科的这一历史嬗变中,传统德育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却未彻底实现,因此在国民塑造上也仅是缺位的启蒙。     

"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

"联俄"与"容共"虽是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因为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是为孙中山与苏俄追求不同目的的一种利益结合.孙中山为了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做出了两难的抉择:"联俄"亦"客共";苏俄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东方的实现,以"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而"联孙"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将其对华的双重策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于是,"客共"成为了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联俄与容共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     

论近代中国国家主权的缺失

中华民国的创立实现了传统皇朝体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但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从北洋军阀的专权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其国家主权却长期处于缺失状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晚清旧条约的继承和民国新条约的签订;二是中央政府对国家仅是形式上的统一.     

权威、秩序与治理转型——建国初期苏南农村基层政权述论

在苏南解放和土改过程中,一个新的乡村干部阶层随着政权下延开始形成。他们在基层秩序重建中推动了权威转换,并积极参与资源配置和乡村治理,凸现了地方精英的独立性和利益诉求。作为建国初期运动型治理的特殊载体,基层干部根植于乡村,其责、权、利三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使他们在国家意志、农业生产和牟利机会之间要做出权衡选择。     

民初政党政治与民主思想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伴随政党政治的展开,民主思潮随之勃兴、高涨;民主思想趋向于本土化、民族化;近代民主的追求也在冲突中得以反思、融合,在失败中走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