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骚幽怨地,沅水多逐臣

沅水流域大批逐臣的到来,一方面反映了这里的偏远与闭塞,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里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被贬谪而来的大多为忠直之士,他们或忠心可鉴,或言举可风,或诗文可诵,或故事可传。他们既在这里传播了外来文明的种子,同时也促进了这里与外界的沟通。缀合并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里历史积淀的厚重和文化色彩的斑斓。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晚清王闿运表彰子贡评议

晚清湖湘学者王阊运对子贡有高度评价，发前人所未发。今从《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梳理与子贡有关的资料，进一步阐扬其说。子贡的品德学行在七十子中出类拔萃，王阉运之论实事求是，而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