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权与庶政：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自治财政的困局（1941—1945）

自治财政即县地方财政,是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经济基础。从自治财政收入结构及地方事业经费筹措机制来看,新县制的经济基础并未得以巩固,主要问题在于财权与庶政的二元结构矛盾。     

评《毛泽东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

毛泽东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传统优势课题,在政治学、历史学、党史等学科领域均有丰硕成果。莫志斌的《毛泽东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下称本书）是跨学科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力作。毛泽东思想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前人所述毛泽东出神人化的管理艺术,多强调其“Charisma”（韦伯概念,即魅力）。莫著将毛泽东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建构在管理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加上历史学的叙述特长,使得该著具有了更深厚的学术性与启人心智的可读性。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县税制的政策及绩效

县税制关系县财政的确立,关系农民负担。1927年前,县级财政是有税无政,制度混乱。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县税制的整理,包括分税体制的推进、县赋税的整理、征收制度的改进。从绩效看,县税收总量增长,税收结构有一定优化,税制进一步规范。但是,问题不在"税",而在"政":县税缺乏独立地位;县税制的调整不能配合县政建设;县财权的分割造成征收成本增加,加重农民负担。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试论国民政府训政党治的制度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党治本身是个矛盾的运作体,其党治实践对孙中山党治理论的某些背悖,造成正统传承上的危机;党治体制内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人治军治现象,违背党治原则;在推进“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过程中,党治作为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因缺乏民主内涵而陷入全面的制度危机。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以“七君子事件”为个案

七君子事件是抗战前一场声势颇大的社会运动,七君子坚持民主救亡,并依法抗辩自救,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法不依,企图维护其专治秩序.这一事件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在救亡和民主上的重要分歧和冲突,却以法制形式公诸于社会.南京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将七君子无罪释放,抗战初期以七君子为代表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市场与20世纪前期的农村危机（1900—1937）

20世纪前期的农村危机主要是市场危机。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趋势下,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看不见的手"不能合理配置资源,农村资源单向度流向城市,而国家却没有展示"纠错"的强大能力,在"大市场"面前展示了"弱政府"性格,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这场农村危机又可称为国家危机。农村危机的出路需要"强政府"的积极作为。     

应对危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

尽管有关民国前期(1912-1937)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不可否认,至少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5),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应对大萧条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税政策,从关税的保护政策到减轻农民负担,再到税制整理与改良财务行政,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上显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农村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一定的错位.中央政府立足于农村税负总量的控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地方政府在财税政策压力下,更倾向于制度性变革；救济农村的财政主体——县财政不确立,使救农财税政策无法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财税政策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矛盾和多重制约因素,从而影响救济农村的效果.     

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韦伯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鼻祖,"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是中国现代化研究重要的学术起点和资源,影响着美国、港台及大陆学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