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理理论存在的内在缺陷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西方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而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文章仅就西方公共治理面临的普遍性阻滞因素进行分析。     

传统官僚制现代流弊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

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     

“以人为本”的领导之两个观察维度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的关系社会，因此，落实“以人为本”面临着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因为在“关系社会”里，人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关系为本”，人们普遍讲究内外有别、远近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大小有别，普遍重人情而轻法理、重关系而轻能力、重圈内而轻圈外、重权力而轻权利、重依附而轻自主、重灵活性而轻原则性。这种文化生态必然加速人际关系的“差序化”，加剧社会关系化和关系社会化的异化程度。     

论“弃龙”与“扬龙”的文化选择——兼谈人龙舞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龙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龙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不可更改,“弃龙”并不可行。“人龙”是中国龙的本质,是中国龙文化的最高境界,弘扬中国“人龙”精神,赋之以新的文化元素,创制中国龙之新形象,实乃有力回击“弃龙”之文化思潮、保护民族精神遗产和创新中国龙文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南海海洋政治战略研究——论南海争端中的中国作为

就中国目前的海洋政治形势而言,南海争端已成为全球热点.从南海争端的问题属性来看,这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化的、结构化不良的政治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急的战略问题.从南海争端中的战略格局来看,中国面临内外双重战略压力,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两难选择.为此,中国应采取系统性的战略措施积极应对南海争端,站在国家战略角度从各层面、各领域展开实质性行动,在做好积极维护主权准备的同时,争取用政治与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关涉政治与无涉政治

普世价值可以划分为一般性普世价值和特殊性普世价值。一般性普世价值无涉政治意识形态,而特殊性普世价值关涉政治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在于是否关涉政治,否认普世价值的人将其看做是关涉政治的,他们反对将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进而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赞同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将其看做是无涉政治的,他们赞同将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进而确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考虑到关于普世价值的学术探讨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现实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因此,理论界需要理性地、审慎地进行学术研究。     

“量子观念”与领导干部

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在所有的创新中。最根本的创新是观念创新。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导者而言,组织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很难把握。如果仍然以传统观念来处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组织绩效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领导必须从传统的"牛顿观念"转变为"量子观念"。     

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说已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理论界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人民群众解释推介这一学说。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政治学语境下,分别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属性、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三个基本问题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从理论上明白什么是服务型政府、为何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本文就此三个问题,在厘清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服务型政府应有内涵和本质特征,并对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了系统的解决对策.     

论建立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方式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转变,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时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就建立一种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