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良性互动的秩序建构与社会和谐——一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群体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话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群体间由于互相隔绝,往往形成一种虚拟和谐的局面,交往和互动可以使和谐得以真正实现。而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又需要某些内部和外部的机制,来保障秩序的良性运转。     

新动员机制与“另类亲密”——对发展干预实践本土适应性的一项反思性研究

作为“新动员机制”的发展干预实践是一种“由外向内”引入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建构机制。与“旧动员机制”相比，其具有个人主义、团体格局、契约性、公共性、对抗性、多向度等特征。“新动员机制”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既源于西方社会“由外向内”地推进，也源于国人基于自救而“自觉”地引进。然而，由于“新动员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与观念的冲突，而未能在中国社会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亲密”。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秩序建构方式的发生和运作，都应适应特定的时空环境和特定人群之情感，以及世界观。     

“结构性制约”及其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状况的实地调研发现,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具体行动往往受到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在结构性制约下,各主体以利益平衡为行动导向,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策略。由于各主体具体行动对政策预设目标的偏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不断消解在各主体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政策反射利益不能完全惠及于农民,并不断呈现出"外溢"的趋势。研究表明,为了有效克服政策落实过程中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对结构性制约的充分预估和风险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在基层需要有协调不同政策之间竞争的具体机制,整体安排不同政策之间的实施。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深化法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化解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在制定方案、采取措施、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用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推动防控工作向法治化迈进。     

撒尼山乡彝人的法律生活

从昆明驱车,我们一行7人不到两小时就到达了石林县城。透过车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极具撒尼彝族风情的建筑物,每一面白色的墙壁上都刻画着彝人生活的场景。自然,最多图画的是反映阿诗玛和阿黑哥爱情故事的。     

迈向人权范式:当代中国艾滋病防治范式的转型及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范式从总体上经历了从隐喻范式到规训范式,再到人权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及其经验表明,以"隔离"、"禁止"为特征的立法模式并不利于艾滋病的科学防治;同时,只重视"干预"、"预防"的立法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进入21世纪,以人权保护为核心内容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被证明是一项既符合科学预防原则,也符合道义伦理、公平正义理念以及制度设计的立法策略。迈向人权范式,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种可行路径选择。     

“结构性制约”及其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对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状况的实地调研发现,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具体行动往往受到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在结构性制约下,各主体以利益平衡为行动导向,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策略.由于各主体具体行动对政策预设目标的偏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不断消解在各主体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政策反射利益不能完全惠及于农民,并不断呈现出“外溢”的趋势.研究表明,为了有效克服政策落实过程中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对结构性制约的充分预估和风险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在基层需要有协调不同政策之间竞争的具体机制,整体安排不同政策之间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