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美国大麻管制政策的源起

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随着社会的文化机理与道德因素的变迁,公众对待大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大麻逐渐由社会问题的边缘向中心靠拢,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聚合为社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确立不仅影响着大麻管制的起源,而且是政策强化与弱化的重要睛雨表.同时国家与社会都存有部分的"自我限制",致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完全同步或对等.但是,可以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政策调整的基点,而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则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归宿.     

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美国的社区反毒联合体与禁毒--兼论中国特色的社区反毒联合体创建的可行性

美国社区反毒联合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初创期,80年代的迅速发展壮大时期,90年代以来的由分散走向更大范围联合的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积极介入,为社区反毒联合体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和支持。美国社区反毒联合体的创建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吸毒问题处于波谷,公众对此也未能给予过多的关注。但是,随着“安斯林格时代”的终结,已经被埋葬的大麻和海洛因迅速泛起,同     

美国与墨西哥禁毒合作中的不对称性——以"百草枯喷洒项目"为中心(1971-1981)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大麻问题日趋恶化,寻求解决大麻问题的良策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政府放弃极端年代的极端管制政策,开始把大麻问题的解决诉诸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合作,试图通过次区域、区域和全球的协同合作来缓解国内的大麻问题。历史地考察美国与墨西哥围绕“百草枯喷洒项目”出现的合作与冲突,可以发现,美墨之间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互动影响和制约关系的“不对称性”。美国政府与社会的认知、美国政府内行为体间相互的博弈与妥协、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等“三个变量”主导了美墨间禁毒的相互依存结构,继而成为两国间合作存续的必要条件,导致了合作关系的脆弱,也令美墨间的禁毒合作关系难以摆脱帝国霸权的阴影。     

冷战中的合作:美国与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修正(1969—1975)

面对罂粟和大麻非法种植,特别是海洛因非法生产和贩运的不断扩张,美国政府力图进一步完善麻醉品的国际管制。它从最初希望制定新的鸦片公约,到选择提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修正案,再到美国国务院通过寻求国际合作,借助麻醉品委员会、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积极吁请,最终成功地推动《修正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的通过和正式生效。这不仅是美国毒品外交成功运作的例证,而且是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强化全球禁毒体系的重要见证,更是冷战趋向缓和的一个缩影。     

尼克松政府毒品战的“新机制”: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与国际禁毒合作

随着毒品战的全球化和单边施压的失效,尼克松政府开始积极推进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参与国际禁毒合作,借此强化盟国对毒品问题的政治关注,并努力使之成为向盟国特别是土耳其施加间接压力的媒介。美国政府的努力尽管遭到了大西洋联盟尤其是英国、挪威、丹麦、土耳其和法国等国的抵制和批评,但毒品管制、治疗和康复方面的合作最终被纳入了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议程。同时,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工作为联合国管制毒品滥用基金的创建和麻醉品委员会禁毒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原动力,推动了土耳其政府根除罂粟种植的行动。以此而论,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作为北约的"第三维"进一步拓展了其关注的领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亦成为了尼克松政府在大西洋联盟中推进毒品战的一项新机制。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土耳其的毒品外交(1965—1975)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吸毒问题,美国政府积极游说盟国土耳其放弃罂粟种植,从而揭开了两国长达10余年的外交纷争。美国的冷战战略是影响和制约两国关系的关键常量,而美国对土耳其展开的毒品外交常常与这一战略纠结在一起,对两国的同盟关系构成了一次重大考验。由于土耳其在禁毒问题上采取的"不合作"态度,美国政府的毒品外交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即从单边施压到构建多边体系,继而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换取土耳其制定鸦片禁令。然而,通过外交施压换取的这一禁毒合作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合作关系因此变得异常脆弱并难以维系,而冷战格局和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最终导致两国的禁毒合作发生了转轨。这一变化乃是毒品消费国与生产国矛盾与分歧的重要表征,也是冷战缓和年代美国与盟国关系变迁的缩影。     

埃里克·古德：《政治与理性之间：毒品合法化之争》

1914年12月14日，《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翌年3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联邦第一个全面管制鸦片和可卡因使用的法令，它的通过为美国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毒品管制体系定下基调——以“司法惩治模式”来管制毒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