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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彭松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3):9-15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相似文献
2.
张彭松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6(2):127-132
人的主体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启蒙时代初期,人的主体性观念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建立的,人的理性与西方传统的上帝(超感性领域)观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西方近代社会人的主体性观念。尼采的"上帝死了",打破了西方社会人的主体性观念的内在和谐,虽为人的存在注入了生命活力,但由于尼采彻底抛弃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及近代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致使他的以强力意志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陷入反理性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挣脱了传统制约的现代西方人的主体性观念在为西方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彻底打破了人与世界、现代与传统的和谐,从而使现代西方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应把人的主体性确立在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及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和谐的基本范畴内才是合理的。 相似文献
3.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由于它们的哲学立足的基础是片面的,导致它们的理论不可能根本克服传统哲学的弊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是科学精神与人精神的内在统一,能够根本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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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思辨想像,但马克思理论仍然包含着社会理想的乌托邦维度,即否定或超越现实的批判维度。缺少这一维度,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和对未来历史的终极关切就不可能显现。因此,马克思理论常常被宣称“历史的终结”的现代性鼓吹者指责为空想和不切实际。由于彻底放弃乌托邦社会理想这一维度,现代性才满足于“单面的社会”,看不到人类历史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相似文献
6.
张彭松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2):36-40
现代性可以分为两种理解,即“广义的现代性”和“狭义的现代性”,前者内含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的理想之维,使之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因放弃了与传统、未来的相互关联而受到合法性置疑。理性主义是狭义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由传统的超验的理性蜕变为现代的工具理性,进而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危机则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之维。 相似文献
7.
“乌托邦”(u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乌托邦应该发挥摆脱世俗的社会救赎力量,拓展历史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空间。 相似文献
8.
在机器人伦理的讨论中,仿真机器人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在具体应用情境中出现身份认同困惑、伦理认知偏差等令人忧虑的问题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集中体现在机器人伦理主体论争、道德代理人缺失、情感表达能力真实性等方面.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学术论争中,机器人的伦理主体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证,道德代理人也因此而缺位,即使具备情感表达能力,也很难获得人类的认同,遑论道德关怀.但无论仿真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人们都应当出于义务和责任及自身崇高的理想追求避免伤害“他们”,走出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恐惧,通过建立虚拟主体、拓展伦理界限来维护“他们”的道德利益,以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消除人们对于仿真机器人的困惑,防范未来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 相似文献
9.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相似文献
10.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精神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张彭松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2):27-31,44
从乌托邦精神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看出建国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但是,我们也还需要避免束缚于现代性而导致完全世俗化的缺失乌托邦精神的文化困境.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