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

陈继儒是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调合狂放恣肆与隐居自适、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从而建构了一种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他不弃世不厌世,冷眼与热肠相互为用。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主义精神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本所在,在晚明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他所编纂出版的小品风靡于世,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者,也造就了他山林领袖的地位。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封建社会末世的名士风度。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

对原初性、根本性、整体性的追求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持续的分裂则不断消解着这种追求,明代学术亦如此。明初,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明道论、功业论、教化论流行,永乐后建立了以政事为中心,道德、政事、文章一体的学术思想体系,实现了政治权力下的学术整体化。弘、正间,复古诸子打破台阁一统的局面,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道德、政事不再是学术的中心。嘉靖时出现了对气节、文章的反思,王阳明则将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晚明士人的思想核心是解脱、自适,由此出发,他们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学术再次呈现为完全的分裂状态。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义法说与清代的文学规训

义法说是桐城派理论的中心。义法说有三个理论向度:义与法、物与序共存;义理与事理同体共存与紧张消解;叙述与语言要求,从而具有了指向、引导、规训的作用。文学以其显性与隐性功能参与到思想秩序重建之中,义法说正是一种价值规训活动。"清真雅正"成为文体标准,起到规范文体和厘正文体的作用。方苞有着自觉的代言人意识,义法说是权力内在化的产物。     

燕雀相逢堪自得懒随黄鹄薄天飞--袁中道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文人生活方式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尽力还原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某种类型文人、作家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研究,了解文学创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生活中进行的.而对文人、作家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是这种研究的起点.本文就袁中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期望对晚明文人生活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茅坤的知识世界与精神境界及其散文模式

茅坤散文慷慨悲激风格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知识世界、精神境界密切相关。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屡经官场风波,但志意不改。每当失意之际,他都要向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寻求精神上的支持。茅坤的精神世界由官僚意识、历史意识、文人意识构成,这三种意识投射到散文中,就构成了茅坤散文现实时空、历史时空的交替并存,悲剧意识与使命意识并在。立言与立功双重选择的基本表现模式,形成了他悲慨激奋的散文世界。茅坤知识世界的局限使他总是沉浸在人生失意的痛苦之中,并不断从"古传记"中寻找精神支撑,最终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命脉",因而限制了他散文的成就。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明代的文学复古是一个复杂的文学运动,值得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探讨.明代的文学复古在展开过程中突出了对史学资源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突出史传文学的核心地位,反对理学对文学和史学的干预,强调文史在文辞和叙事上的相通性,建立了以理、事、辞为核心的复古理论.而史学文学化和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则最终导致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