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在家教育”现状与宗教因素分析

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在家教育",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并逐渐绵延至世界其他国家。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在家教育"主要有"私塾形态的古典教育"和"基于宗教原因的在家教育"两大类。宗教因素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在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在家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教育世俗化之间的冲突,也使青少年"在家教育"的未来发展充满变数。     

从专业到职业: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师资训练

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自成体系,完善的师资训练是其中的关键.从最初的雇佣非信徒教师,到整合福音传道人和学校教师为一体的初步培训,再到建立专业的师范学校;至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教育机构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既有两级的正规师范教育,又有在职教师的暑期培训,更有标志着教师职业化的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的师资培训为基督教学校训练了大量优秀合格的教师,也为当今的教师教育提供了借鉴.     

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现状

在当前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青少年群体担负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路径与具体实践主要表现在:非遗进课堂、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进假期以及非遗上舞台等方面。各级部门及相关机构应加大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力度,进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

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基督教教育在明治初期由于顺应了欧化主义的潮流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修约问题引发的排外运动则严重阻碍了其发展进程.随着公立教育的完善以及文部省控制的加强,日本基督教教育被逐步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于公立教育的滞后和政府限制的消极,因而得以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主要表现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和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化办学."国家化"与"社会化"的相异发展路径,造成了两国基督教教育在规模与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不同演进历程,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两国近代以来相异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制约.     

党化与基督化——国民政府初期基督教学校的挑战与调适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以党治国,加强教育控制。党化教育所要求的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等给基督教学校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挑战,基督教学校积极做出调适:在实践层面,积极注册立案,对党化教育的相关要求表现服从态度;更在思想层面,主张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国性保存等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裨益。为保有"基督化"的特色,基督教学校在基督化教育模式上完成从"课程中心制"向"人格中心制"的转变。由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政教冲突,由于基督教学校的服从与调适渐趋缓和,但并未能逆转其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当代海外华人教会的青年培养

基督教在近代华人的海外移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时代,华人基督教会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逐渐承担起青年培养的责任。它们认识到当代华人青年不仅面临着后现代文化及信息科技发展的巨大冲击,还面临着文化适应及身份认同的困惑。海外华人教会人士对华人青年群体的处境有着较清醒认识,并在具体的实践中付之以适切、有效的培养策略,进而完成海外华人亚文化群体及族裔的建构及认同。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学科设置演变考察——以华中大学为个案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设置有一个演变过程。本文以华中大学为考察个案,探寻其各个时期的学科设置情况,并从中分析华中大学学科设置的特点以及所映照的教育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为教会服务,到逐渐把自身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等责任的历史过程。     

都市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世界

通过对上海基督教两堂的调查发现：当代中国都市青年基督徒这一信仰群体,在身份上表现出“移民”、“高知”和“白领”的特点;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比较正统,在信仰倾向上,体现出保守性和“福音派”的特点。当代都市青年基督徒的基本精神状况比较健康,并对基督教的发展前景表现乐观,这体现了他们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可,以及对基督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