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论谢灵运的诗学精神

作为一位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并不以理论著称,但他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却很大。他具有描山绘水以"娱情适性"的创作态度;在他的山水诗中营造了一种"生新幽奇"的艺术境界;谢灵运山水诗极力追求一种"尚巧似"的创作风格。     

灵感范畴在古代诗学中的嬗变

在我国古代诗学中。“灵感”范畴有一个嬗变过程。我国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着“灵感”的旨趣；道学思想中产生了“虚实相生”和“抱神以静”的“灵感”境界；陆机的“天机骏利”和刘勰的“思若有神”体现了“灵感”的特质；竺道生的“理智兼释”和袁枚的“性灵神悟”强调“灵感”产生的机制。     

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交游考

一般认为,在山水画家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的交往中,宗炳只一次上庐山拜见慧远,宗炳也不在“十八贤”之中。近考《江西通志》发现,宗炳可能两次上庐山礼佛,而且位列十八贤之中,并认为宗炳第二次上庐山的目的,是和慧远法师探讨用“儒佛调和”的方法维护佛教之“文义”。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